2013年1月31日 星期四

3D打印的“能”、“不能”与“将能”_行情中心_元器件交易网


前再也没有哪个话题热过3D打印了,“给我打印一个苍老师吧?”这是不少工科男的梦想。“3D打印的东西能替代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物品吗?”这是更多人的疑问。前几天昌旭采访了全球3D打印设备领导厂商Stratasys(一个月前它与Objet合并,成为全球专业3D打印机市场最大的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告诉你哪些是3D打印能做的,哪些是它不能做的,哪些是它现在不能做,但将来可以做的。。。。
《国际电子商情》昌旭手握的巨型板手由目前最大的3D打印设备打印。
昌旭手握的巨型板手由目前最大的3D打印设备打印。
昌旭费力地手握的是一个巨大的工具板手模型,它是由目前世界上最大的3D打印机——Objet1000打印出来的,这台设备由新合并成的Stratasys公司提供,2012年12月,原Stratasys公司(FDM技术为主)与以色列的Objet公司(Polyjet技术为主)合并,成为全球专业3D打印机市场最大的公司,占专业3D打印机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新公司仍是沿用Stratasys名称。这台设备可以打印1000x800x500mm的巨型宽幅成型尺寸,从而可以为汽车、国防、工业、消费电子以及家电等应用打印工业级1:1尺寸的模型。
当然,这打印的只是模型,而不是真实的能用的产品。这也是很多人的误会,“打印出的自行车能骑吗?”有人问。甚至有人问:“我用3D打印机再打印出一个3D打印机,不就行了吗?”这是目前对于3D打印的最大的一个认识误区,目前3D打印机主要还是应用于概念模型、工业设计原型等应用,仅有在牙科等领域可以直接打印出工业可用的产品。
“我们的目标是让设计师的创意更完美,轻松将创意变为现实并缩短设计周期;让制造商获得更高效率,使用最终模型件实现大规模定制;改善企业的设计和沟通过程,减少生产错误。”Stratasys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Scott Crump表示。他举个例子,比如打印出设计师新设计的1:1汽车模型和各种功能部件,这样可以更直观地评估设计效果,而不仅是停留在2D的图纸上。“我在23年前有一个梦想,就是让CAD工程师能通过一个简单的设备直接将他们的设计打印成3D的模型,在大规模生产前,能让工程师测试他们的产品。很快,这个梦想实现了,我与夫人一起发明了FDM技术。”他回忆道。他们的主要用材是热塑性材料,目前已发展到十几种。
而与他们合并的另一家公司则主要是专注于3D喷墨打印技术Polyjet,其创始人的梦想是用喷墨打印技术打印出极高质量的工业产品原型。12年前,他们实现了梦想,成立Objet公司,他们的主要用材是喷墨式光敏树脂,目前已有100多种材料。“当然,目前的3D打印还只是用于工业原型打印,打印出来的产品不可能替代真实的制造/铸造。”Scott Crump解释,“比如最大的一个问题是,3D打印是一层一层打印的,没法控制各个方向的强度一致性,这是未来要攻克的一个难题。”
虽然目前3D打印在工业上仅限于概念模型与工业原型,但是这将来带来巨大的工业变革,完全改变目前的制造业流程,并会带来无限商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手机厂商的新手机都需要先做一个“手版”,这需要“开软模”,虽然比真实的模具便宜,但是价格也不菲,且需要十多天的时间。如果能通过3D打印直接打印出来,也就是几小时的时间。昌旭预测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不少提供这种类型服务的公司诞生,“我也准备去开一家手机手版厂了。”昌旭已在微博表示(玩笑哈)。因为目前的3D打印设备价格已可在接受范围。
“我们的3D打印设备价格从1万美元的桌面型,到60万美元的大型模型打印机,为用户提供多种选择。”Scott Crump解释,“if you can dream it, we can build it.”他说。
不过,设备虽然不算贵,但是材料才是真正昂贵的,就像目前打印机厂商主要是通过打印墨盒来赚钱一样。材料与3D打印设备需要完全配套。
材料是3D打印机商核心技术与赚钱法宝
3D打印机的核心技术是材料,就像目前打印机厂商主要是通过打印墨盒来赚钱一样。材料与3D打印设备需要完全配套,未来3D打印最耗钱的肯定也是材料。
前面谈到目前Stratasys公司可以提供10种热塑性材料与120种喷墨式光敏树脂材料,拥有几百项专利。他们未来最大的挑战仍是不断开辟新型材料,包括金属材料。对于目前国内有业者推出基于玉米的3D打印材料,Stratasys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Scott Crump表示这只是炒作,没有商业价值。“我们挑战还在于混合不同的材料进行打印,这个挑战已在不断攻克中。”他表示。
他介绍,已经商用的基于 Objet 独特的 PolyJet Matrix技 术,可以在单一构建中打印具有不同机械或物理特性的多种模型材料组成的零部件。PolyJet Matrix技术为各个领域提供了无限商机:最终产品外观效仿,感觉与功能测试,使其比以往更贴近最终产品。而更具革命性的是,该公司创新的即时构建数码材料 Digital Materials?技术,使用户能够预先设置材料的机械特性,进而创建复合材料。 对于目前业界谈论较多的金属材料打印问题,他不愿意多作回答,仅神密地表示这是他们的一个研究方向。“3D打印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三个:一是让Polyjet喷墨打印具有更精细的画质;一个是能进行3D彩色打印;第三是则能打印出艺术性更强的产品。”
PolyJet 喷墨技术的工作原理是以超薄层(16μ)的状态将感光聚合材料一层一层地喷射到构建托盘上,直至部件制作完成。而最新的PolyJet Matrix的工作原理是其双喷嘴可以选择多种材料组合方式,包括同时喷射两种不同刚性材料,两种柔性材料,一刚一柔,任一种模型材料和透明材料,或任两种相同材料等。每种材料均存放在专用的液体系统以连接到载有八个打印头的PolyJet Matrix装置。每种材料包括支撑材料指定了两个完全同步的打印头。PolyJet Matrix技术可以控制每个打印头上的九十六个喷嘴中的任意一个,可以根据所处位置和模型类型从指定的喷嘴喷射事先调整好的模型材料,全面控制喷射材料的机械特性。这种复合型材料称为“Digital Material”数码材料,可以根据材料性能指标如拉伸强度,极限拉伸率,热变形温度以及Shore A弹性值与实际产品材料进行匹配。材料以超薄层的状态被一层一层地喷射到构建托盘上,直至部件制作完成。每一层感光聚合材料在被喷射后立即用紫外线光进行固化,从而制作出完全凝固的模型,可以立即进行搬运与使用,而无需事后凝固。可以用手或者通过水qiang喷射分离方式很容易地清除为支撑复杂几何形状而特别设计的凝胶体状支撑材料。
《国际电子商情》两种不同的3D打印方式及对应的应用。
两种不同的3D打印方式及对应的应用。
《国际电子商情》Stratasys研制的具有不同机械特性的3D打印材料。
Stratasys研制的具有不同机械特性的3D打印材料。
《国际电子商情》这个脚模则是采用不同材料打印而成
这个脚模则是采用不同材料打印而成
竞争格局 与未来愿景
合并之前,两家公司2011年的总收入为2.77亿美元,而据第三方数据显示目前全球3D打印及耗材配件的市场总值是15亿-20亿美元。“所以,我们非常欢迎竞争,3D市场才刚刚开始。”新Stratasys公司CEO David Reis表示,“目前全球CAD设备有1400万套,我们预测未来每年由2D CAD转3D CAD的业务将达到100万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他表示公司目前已售出二万套3D打印设备,未来的目标是一百万套。
Stratasys公司目前拥有500多项专利,核心专利是FDM与喷墨式PolyJet技术和相关材料,都是可直接从3D CAD文件或其他3D立体数据中制造产品原型或制成品。由于FDM专利在一年前已到期,现在全球涌现出80多家FDM的3D打印厂商,“我们正在探讨基于FDM上的更高一层的专利,比如热能控制等。”他透露。“竞争对手容易模仿的是简单操作专利,而对于复杂的专利比如说支撑系统、材料等是他们模仿不到的。”他评论道。
对于3D打印在家庭市场的应用,David认为还不到时间。他指出:“如果我们要让3D打印在家庭市场普及,首先我们要让设备操作简单,像普通打印机一样按键则操作,而不是通过CAD专业人员才能实现。第二,当然家庭打印设备需要更便宜和更可靠,否则售后也是一个问题。”他分析认为,目前3D打印仍是主要在工业与医疗应用领域,新兴应用包括珠宝首饰应用。
此外,对于工业级的3D打印设备,如果欲快速普及,也需要克服以下几个挑战,David认为一是要有更多的材料供选择;二是打印出的物件强度各个方向要一致。“当然,我们的ABS打印材料打印出来的物体强度已经与传统的铸造模型很接近,但是仍需努力。”他称。
《国际电子商情》目前业界三种不同的3D打印平台
目前业界三种不同的3D打印平台
《国际电子商情》3D打印设备已具有很大的商业前景,价格也不贵,最便宜的才一万美元。
3D打印设备已具有很大的商业前景,价格也不贵,最便宜的才一万美元。
作者:孙昌旭

周保松:自由主義的平等觀

周保松:自由主義的平等觀


自由主义的平等观
周保松
(《南风窗》,2013年第1期。此为修订完整版)
  
  最近微博上流传一张“图解政治:中国的左派vs.右派”的图片,简明地解释了左派和右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根本差异。所谓右派,也就是立场接近自由主义的人。据此图,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左派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并由此推论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例如右派主张建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有限政府、代议民主制以及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左派则主张国家主义、直接民主、福利国家和财富再分配等。
这幅图很有代表性,既反映许多人对今天中国思想界两种主要思潮的理解,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左右二分的政治想象。在这种想象中,最关键的,是将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这似乎意味着,自由和平等是两种本质上不兼容的价值,而自由派有意识地选择了前者。我猜度,这多少是因为不少自由派相信,平等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而追求平等即代表追求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必然要求干预市场及威权政府,结果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所以,为了自由,自由主义必须拒斥平等。
这种想象,是对自由主义很大的误解。自由主义不仅重视自由,也重视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所说,推动民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是平等原则。没有对平等的肯定和坚持,自由主义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以下我将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方面,阐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如何体现在这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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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政治。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民主制,或立宪民主制。这包括两个重要的制度安排。第一,每个公民享有由宪法保障的一系列基本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言论、出版和思想自由、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结社、集会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等。这些自由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具有最高的优先性,不可任意让渡也不可经由多数决投票而妥协。自由主义如此重视这些权利,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才能免于恐惧压迫,自由发展自己的能力,活出活好自己的人生。这背后有自由主义对人的理解:人是独立、理性、自主的道德主体,能为自己作选择,同时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们必须留意,这些基本自由为所有公民平等享有。这是自由主义对平等的首要承诺。自由保障我们的根本利益,平等界定这些自由该以怎样的方式分配。没有人可以因为出身、财富或能力上的差异,而享有特权或遭到歧视。当然,这里的平等,不是要将所有人变成一模一样,而是特指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或许有人问,在从专制社会转型到民主社会的过程中,那些拥有特权的人,岂不是要被迫放弃一部份他们的自由?是的,因为从平等的观点看,这些特权本来便不該有。中国自由派今天最重要的要求,正是要废除各种特权,落实宪法许诺的平等人权。自由派不仅在争自由,也在争平等。
自由民主制第二个制度安排,是一人一票的普及选举。不用多说,这体现了政治平等的精神。自由主义相信,主权在民,而政府权力的正当性行使,必须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可。民主制独特之处,就是赋予公民相同的权力去参与和决定公共事务,实践集体自治的理念。这种理念,显然和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和精英制不兼容,更加不能接受政治权力被某个阶级长期垄断。既然如此,自由派在争民主时,难道不正是在争平等吗?为何要将平等拱手让给左派?
2
自由主义同样致力争取在社会领域,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以性别为例。自由主义主张性别平等,并努力争取两性在不同方面受到同等对待。例如在工作上,女性和男性要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在待遇上要同工同酬;在家庭中,不应再有男尊女卑的观念,也不应将家视为私领域并容忍各种家庭暴力的出现;在教育上,政府要为男生和女生提供同样教育的机会;在公共生活中,女性要和男性有同样的参与权。
再以宗教为例。自由主义主张政教分离和平等尊重所有宗教,因此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法律的制定,以至社会资源的分配,都不应诉诸任何宗教理由,也不应在政策执行时偏袒或歧视任何教派。背后的理念很简单:一国之内,所有人都是平等公民,都应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同样道理,国家不应基于种族、肤色、地域、性倾向等而对公民有不合理的差等对待。
不仅在制度上如此,自由主义同时努力在社会培养平等尊重的文化。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起源,和持续不断的宗教冲突及慢慢发展出来的宗教宽容密切相关。去到今天,用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话,自由主义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宗教和价值有深刻分歧的多元社会,持有不同信念的人仍然能够和平公正地活在一起。罗尔斯的答案,是国家必须确保自由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平合作。但我们要知道,要实现这样的理想,仅靠制度是不够的,而必须要公民认同这些理念,养成相应的德性,并在生活中践行这些价值。平等尊重不应只是外在的法律要求,更应是内在于生命的待人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傲慢和偏见,约束权力的滥用,并容忍和尊重异于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这些都需要学习。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不仅在政治上争宪政争人权争民主,更在社会生活每个环节,包括家庭、工作、教育和各种社群生活中,争取将压迫宰制不公减到最少。如果有人看不到这点,那只要将二百年前欧洲社会和中国儒家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和今天的自由民主社会稍作对照,即可看到其中的深刻差异。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已经完美,或自由社会已经没有压迫。我只是指出,自由主义传统有很深的对平等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是推动许多社会变革及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中国的自由派应该好好利用这些资源,拓阔自己的视野和想象,促使社会变得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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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会马上说,即使我以上所说皆对,但由于自由主义全力鼓吹市场自由,容许资本无止境地扩张累积,无视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却又反对社会福利,难道不是以自由之名放弃经济平等吗?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正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所在?的确,如何面对资本主义,是自由主义一大挑战,并在内部引起极大争论。而自罗尔斯1971年出版《正义论》以来,分配正义便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涌现出一大批重要著作,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上,在在说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有极大张力。篇幅所限,我以下集中讨论市场和平等的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留意,即使是在完全有效的竞争性市场,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因为进入竞争时每个人的起点(能力、家境等)不一样,竞争过程中每个人的选择和际遇也不一样,资本和财富更会以不同方式扩张累积。在真实的资本主义世界,由于讯息不透明、资源垄断、金权和财阀政治导致的种种不公平竞争等,只会令情况更加严重。这里所说的不平等,不仅是指相对的贫富不均(通常以基尼系数来量度),同时也指绝对的贫穷,即个人或家庭在该社会的基本物质需要也难以得到满足的状态(通常以贫穷线来衡量)。
我们也要知道,贫穷不是一个抽象数字,而是无数个体在实实在在地受苦。而所受的苦,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匮乏,更是整个生命质量的下降,包括寿命、健康、教育、机会、自尊、人际关系、公共参与以及人的各种重要能力的正常发展等,还有我在之前的文章强调的,贫穷会大大收窄穷人的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对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考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http://big5.ifeng.com/gate/big5/hdr.undp.org/en/)我们更要知道,贫穷作为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是制度性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别人的懒惰。这些制度包括财产权、赋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安排等。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从出生开始,就深深受到這些制度影响。因此,制度的公正性问题,是所有政治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对于市场资本主义,有两件事是不主张的。第一,它不主张彻底取消市场。第二,它不主张绝对的均贫富或结果平等。背后的理由,不是许多人以为的必须接受人性自私而不得不为之,也不只是由于经济诱因和效率,而是基于道德考虑。例如取消了市场,人类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将会受到大大限制,而这些自由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包括交易和消费自由,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创业等。(但须留意,和所有其他自由一样,承认这些自由重要,不表示它们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又,市场制和生产工具私有制,是两个不同概念,两者并不互相涵蕴,例如市场社会主义便提出市场经济结合公有制的尝试。而在不少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和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也是由国家拥有。)又例如如果我们接受结果平等,将忽略人们在工作过程中作出选择和付出劳力的差异,而这种忽略会被视为不公平。换言之,自由主义容许经济不平等,但这些不平等必须从道德的观点看,是可以接受的。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有两件事是主张的。第一,它主张完善市场机制,确保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自由主义来说,市场不应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斗兽场,而必须满足一些道德限制,而这些限制必须由政府立法来强制执行。当然,对于什么是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可有许多争论。例如除了不可以欺诈造假贪污腐败外,是否也要保证进入市场的人,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想想富二代和穷二代在人生出发点上的差距,想想中国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受到的不同待遇。)
第二,它主张市场是整个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份,而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自足领域。因此,自由主义在思考什么是公正社会时,不会限于也不会只从市场的观点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最核心的政治问题,是权力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人民为什么愿意服从国家的统治。一个最普遍的答案,是国家必须能够令人民安居乐业,免于恐惧贫穷和活得有尊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民就会认为这个制度是不公正的,并会以不同方式表达不满。当不满去到某个程度,政府就会出现正当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今天民主国家的政党,不论左右,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其实都会接受,政府有责任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而这不是出于同情的善心,而是公民正当享有的社会权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政党都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但市场本身是不会考虑社会公正和政治正当性问题的,它只是个不具人格,供不同个体和团体在里面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的平台。市场没有责任去关怀那些老弱伤残和在竞争中失败的人,但政府有;市场不需考虑权力的行使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可,但政府要。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自由民主政府,会只从市场的观点来管治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一个理论盲点,是将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并以为可用市场来取代政治,却没看到坏市场只能由好市场来取代,而好市场的游戏规则必须由政府来制定和执行。与此同时,市场从属于政治,而不公正的政治只能由公正的政治来取代,而公正的政治的标准,必然不能由市场逻辑来界定。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政治常识,无关左右。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在市场中,人被理解为自利的经济人,行事的动机,是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人与人之间,遂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并恒常处于竞争状态的利益关系。但这不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唯一身份,甚至不是主要的身份。人同样是政治社群中的公民,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并有能力和意愿去实践正义和追求公共利益。人同样是某个政治团体的会员,某个家庭的成员,某个教派的信徒,某所学校的学生。这些身份,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以及对政治社群的健康发展,皆无比重要。
所以,在政治上我们不允许用钱来收买选票,在教育中反对用钱来决定谁有资格入读大学,在婚姻和家庭中,重视的是爱和关怀,而不是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我们的道德信念中,我们都不接受市场逻辑是唯一的逻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市场社会,所有东西都成为商品并可用钱买的话,那不仅对穷人不利,更对所有人不利,因为那是整个社会生活品质的堕落。如果要避免这种堕落,我们就不应该只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和“人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的道德视角,来思考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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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种自由主义(liberalism)观点,会受到以当代美国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为代表的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观点的反驳。诺齐克认为,只要市场中每个人拥有的生产工具和财产是正当得来的,同时市场交易是你情我愿的,那么最后导致的财富不平等,无论有多大,都是正当的,政府不应干预。诺齐克的观点,契合了不少人对市场的想象:市场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并有平等的权利与他人订立契约,并承担最后的结果。因此,能者获得更多的财富,是他们配得的。如果国家以正义之名进行财富再分配,那是劫富济贫,对富人不公。市场竞争不仅没有问题,反而是最自由最公正的制度。
诺齐克的观点,站不住脚。第一,他的整个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绝对的私有财产权之上。但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一开始便占有大量财产,并藉由这些财产创造累积财富,其他人却只能在市场出卖劳力,换取微薄收入?这需要道德论证。诺齐克认为,只要最初的占有者能留给其他人“足够且同样地好”的资源,那就没有问题,因为这种占有对后来者的处境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但很明显,在我们活着的世界,这个条件无论被设想得多么的弱,也远远不能满足。
另一个常见论证,是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体活得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这有道理。但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前提,我们将不会接受完全放任的市场制度,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许多欠缺市场竞争力因而陷于赤贫的人,将缺乏活得独立自主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放任自由主义如果真的希望政治社群中的每个公民都有条件活得自主,那么它至少要确保所有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食物、居住、教育、医疗等)得到保障,而不是以绝对的私有产权之名,容许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第二,许多人相信,放任市场是最公平的竞争机制。但真的是这样吗?许多实证研究均指出,决定一个人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个人努力,更多的是和家庭背景及社会阶层相关。一个富有家庭的小孩,从一出生开始,便不知较贫穷家庭的小孩占有多少优势。也就是说,进入市场的人的门坎其实并不一样。而这种缘于出身的机会不平等,既谈不上公平,更谈不上配得。许多自由主义者因此认为,在经济领域,虽然不必也不应追求结果平等,但却必须追求竞争起点上的机会平等。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有责任通过教育和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尽可能将由家庭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减到最低。
第三,许多自由主义者意识到,经济上的不平等,会直接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因为富人会用钱,以不同方式,购买更多不应得的特权和地位,并导致金权政治和阶级分化,既伤害民主制度的政治平等精神,也腐蚀平等相待的公共生活。
最后,正如罗尔斯指出,没有人可以独立于制度之外谈自己配得多少收入。一个人可以拥有多少财富,都是特定制度的结果。而要判断这个制度是否合理,视乎我们对正义社会有何构想。罗尔斯认为,我们应该理解社会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进行公平合作的体系,规范这个体系的原则,必须得到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合理同意。在此前提下,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便是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这是他有名的“差异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合作不是零和游戏,不是一群自利者在市场拚命为自己争得最多利益,而是有公正感的公民,虽然重视自己的自由和利益,但也愿意放下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种种差异,在平等条件下进行互惠合作。罗尔斯认为,自由社会理应是个合作的共同体,公民之间愿意承担彼此的命运。
以上讨论旨在指出,自由主义虽然出于经济效率和道德考虑,肯定市场和私有产权的重要性,但同时因为对平等和公正的坚持,绝对不会无条件地拥抱资本主义,并反对任何资源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事实上,二次大战后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自由主义都主张既要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也要保障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的内容,清楚写在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中,而中国是签署国。只要认真落实这些权利,自由社会就必然在许多方面是个相当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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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和自由一样,都是本质上具争议的概念,可以有不同诠释,并由此导引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但将平等和自由对立起来,并以此定义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却极为不妥。从洛克、卢梭、康德到罗尔斯,从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1789)再到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自由和平等从来都是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价值。所以,左派和右派真正的争论,不是要不要平等,而是什么样的平等,才最为公正合理。如果自由派将平等拱手让给左派,这不仅在理念上说不过去,也会令自由主义失去最重要的道德资源,既无法对现状作出有力批判,也难以建构一个值得我们追求的自由民主社会。
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核心。而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一个最大分别,是前现代社会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平等乃自然和合理的,因此不需为之辩护。现代社会刚好相反,平等成了公共生活的默认价值,任何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都需要合理的理由支持。这是一个典范式转移。平等原则的发展,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才逐渐实践于制度,沉淀成文化,凝聚为精神。背后的理念,看似简单却极不平常:每个个体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值得我们平等的尊重。

作者微博: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weibo.com/pcchow

周保松:貧窮之惡

周保松:貧窮之惡


贫穷之恶
周保松
刊於《南風窗》(2012年第25期)
   我最近发表的几篇反思市场自由主义的文章,引起颇多争论。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的社会,穷人较富人少许多自由。穷人不仅缺乏物质,同时缺乏自由。这意味着在一个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的社会,人们享有的自由其实并不一样。这个结论引起许多人的担忧,质疑我是否以平等自由之名,主张财富均分。这不是我的主张。迄今为止,我一直强调的,是如果我的分析成立,那么市场自由主义一个广泛被人接受的命题便是错的,即以绝对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经济自由。
但许多人会继续问:即使这样又如何?倘若富人所获财富都是他们所应得的,难道不是很合理吗?政府以自由之名进行财富转移,岂非劫富济贫?这些都是重要之问。我相信,没人会觉得贫穷是件好事,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贫穷,却极为棘手,并将我们带到社会正义的讨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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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自由主义如何面对分配正义问题,将直接影响它的道德生命力。因为自由主义目前在全球最受诟病的,是指它以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之名,无条件拥抱市场,却无视财富被小部份人垄断,大部份人活在贫困当中这一极不公正的事实。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说,中国当下所有的贫穷问题,都是由于未完全市场化所致。而只要有一天彻底市场化了,政府干预减到最少了,问题自然会解决。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已否定了这点。自由主义需要市场,但不必迷信市场,并以为放任资本主义能自动带来自由和公正。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但不必迷信无政府才是乌托邦,因为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才能充分保障我们的自由和权利。
自由主义者也不能说,在现阶段,至少在策略上应该鼓吹市场以对抗专制。等到那一天中国有了宪政民主,我们再来谈社会公正好了。这种阶段论的观点颇流行,却站不住脚。第一,这种想法在道德上要不得。因为这等于在说,我也知道现在的财富分配很不公正,但为了一个更长远更崇高的目标,那些在现有体制下受压迫的老百姓就只能被牺牲了。但为什么他们应该被牺牲?自由主义不是尊重每个人都是目的自身,並有平等的价值和尊严的吗?第二,当老百姓在生活中感受到自己是被市场压迫的一群时,他们会问,如果自由主义许诺的未来,不是一个更安全更公平活得更有尊严的社会,而是一个更纯粹更残酷的市场,那么所谓的宪政民主于我有何意义?我为何要支持自由主义,而不是其他理论?第三,不少人曾以为,只要有了市场,权力自然受到约束,自由民主等好东西自然跟着来。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家都知道这过于一厢情愿。不少人形容今天的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在在说明权力完全可以和资本结合,并以更细密更精致的方式维持既有统治,并带来更大的压迫。中国要走向民主宪政,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和道德资源,而这些力量和资源,许多不仅不能由市场提供,甚至和市场鼓吹的自利主义相冲突。
所以,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策略上,中国自由主义都须重视社会公正,并好好建构出自己的公正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仅要批判专制,也要批判资本,更要批评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不公平;不仅要重视自由,也要重视平等;不仅能好好地体察和理解民众承受的压迫和苦难,也能提供一个值得我们为之共同努力的改革方向。我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同时为我的立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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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即从社会公正的观点看,贫穷意味着什么。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男人张先生:年过半百,工作数十年的工厂倒闭,下岗数年。家里有女儿要上学,有多病的母亲要照顾,积蓄所剩无几,却因年纪不轻且无一技之长,只能做些散工维生,生活极为贫困。这样的人在中国很普遍。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张先生正在受苦。但他受的是什么苦?这些苦,为何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张先生一家饱受物质匮乏之苦。因为贫穷,他们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吃不饱穿不暖居不安,全家遂营养不足,身体虚弱。二,张先生的女儿,虽然很用功,成绩也不错,却因为没钱交学费和各种杂费,被迫辍学。这意味着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已远远落后于其他小朋友,许多能力也没法通过教育而得到发展。三,张先生的母亲,因为没钱求医,身体长期承受极大痛苦。四,张先生自下岗后,愈来愈少社交活动,因为他感到极度自卑。他和世界愈来愈疏离,自尊心愈来愈低,并愈来愈难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一个所谓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张先生时时感受到有形无形的歧视。绝望、妒忌、愤恨、怨艾、懊悔等情绪,开始腐蚀他的生活。
五,张先生也感受到不自由。他终于明白,无钱便寸步难行是什么意思。有人或会说,张先生和其他人其实享有相同的自由,例如政府不会因为他是下岗工人而不容许他送女儿去学校或限制他妈妈入住医院。张先生当然知道,他在这些方面并没受到法律限制。但他同时明白,如果他要送女儿去上学或送妈妈去医院,他必须满足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要有钱。没有钱,这些机构就会诉诸法律来限制他使用这些服务。这才是张先生面对的不自由的来源。作为一个有自由意识的行动主体,张先生见到生命中许多重要的门,因为贫穷而一一关上,他为此感到无力无奈。
以上描述,是许多穷人的真实写照。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汗牛充栋,我的描述或许仍然表面,但已足以说明,张先生一家人,因为贫穷,在肉体、精神及社会生活中,承受许多痛苦。张先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真实的个体。无数这样的个体,就在我们身边,就在贫穷带来的苦难中挣扎。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些痛苦真实存在,同时同意客观而言,痛苦是不好的──无论这些痛苦降临在那些人身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国家有责任努力减少人民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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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看来没有争议的结论,却马上会受到质疑。例如有人会说,张先生之所以穷,是市场竞争导致的结果,没人需要为此负责。政府如果要照顾张先生,例如提供义务教育给他的孩子或医疗津贴给他的妈妈,那其实是在用纳税人的钱,而这并不公平,因为纳税人(在竞争中占优者)没有义务这样做。政府这么做,是在劫富济贫,逾越了其应有的角色。
让我们先弄清楚一个概念。我们不应将张先生一家的遭遇,简单地视为个人的自作自受。我们活在制度之中。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从一出生开始,就已深深受到制度影响。制度总在以不同方式,决定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多少资源、机会和自由。例如如果张先生活在香港,他的境况便会大大不同,他的孩子可以接受十二年义务教育,他的母亲可在公立医院享有几乎免费的医疗,他本人也可以申请社会综合援助。这样的制度或许仍有不足,但张先生一家所受的痛苦,肯定会大大减少。张先生今天的处境,同样是特定分配制度下的结果。如果有人相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做任何事帮助像张先生这样的人,那么他必须提出道德理由来为之辩护,而不能声称市场是个自生自发的经济秩序,因此任何干预都不应该。
有人或会说,市场确是国家制度的一部份,但市场竞争体现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合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国家因此什么也不应做,而只需维持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按此思路,所有弱者被牺牲都是应该的。我相信,所有当代政治理论,包括自由主义,都不会接受这种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有人或会换个方式说,市场出来的结果是合理的,因为它给予每个竞争者其所应得的。但什么是应得呢?例如在高考中,你努力读书并考得高分,我们会说你入到好的大学是你应得的。但如果你考得很差,却靠走后门而进入同一所大学,我们会说这是你不应得的。也就是说,“应得”这个概念意味着你实际上做了一些事情,因而你对这些事情的后果负责,并得到相应的奖罚。很多人或会据此说,张先生之所以穷,完全是懒惰所致,所以是他应得的。但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张先生一生努力工作,结果还是敌不过下岗的命运,那么还可以說他应得现在的境况吗?张先生的女儿一出生就因为家境贫穷而无法像其他家庭的小孩那样健康成长,难道也是她应得的?我这里并不是否认有人真的会因为好吃懒做而穷,但如果将贫穷问题全归咎于懒惰,并由此声称所有穷人承受的苦难都是他们应得的,那绝无道理,且极不公道。
有人或许退一步说,市场竞争并无问题,只要大家在公平的起跑点上便行。好吧,那什么是公平的起跑点呢?张先生的女儿,和富有家庭的小孩,是在相同的起跑点吗?不是。中国农村中那无数的留守儿童,和城市家庭的小朋友,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吗?没有。今天许多中产家长最喜欢的口号,叫“赢在起跑线"。他们较谁都明白,市场没有机会平等可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在相同(或最少不那么不平等)的起跑线竞争,并只由他们的选择和表现来决定收入高低,我们就不可能寄望市场自己能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靠其他方法,例如由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给每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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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旨在指出,如果自由主义真的重视社会公正,那么它就不可能以为市场导致的一切都是公正的,并因此无视张先生的痛苦。但读者必须留意,我在这里批判某些关于市场的论述,并不表示我要取消市场,更不表示我认同今天政府对市场所做的许多不合理的垄断干预和权力滥用,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与竞争不公。要求完善市场制度,和要求限制市场所导致的不公正,两者并无冲突。市场是社会制度的一部份,而制度的首要德性是正义,所以市场的角色及其界限,都应放在社会正义的框架来思考。
读者至此或会问,那什么是自由主义应有的正义观?这是大问题,以后我会再谈。简单点说,我认为,自由主义的正义理念,是视人为独立理性自主的自由人,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社会合作,以求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发展和实现人的自由,从而过上自主而有尊严的生活。基于此,我们遂有理由说,张先生及其家人所承受的痛苦,是不公正的。

周保松:市場自由主義相信什麼

周保松:市場自由主義相信什麼



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
周保松
《南風窗》(2012年第23期)

     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许多人一定会说,自由。谁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如何保障这些自由?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我之前发表的《市场、金钱和自由》和《贫穷、自由与公正》,挑战了这种观点。我的理由很简单:市场中不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是有钱人较穷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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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观点,引来许多笃信市场的朋友的严厉批评。为什么呢?我猜多少是因为触着了他们的软肋。众所周知,市场自由主义不遗余力替资本主义辩护,甚至反对国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医疗、房屋、失业救济等基本福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意味着要抽富人更多的税,而抽税形同劫富济贫,损害了富人的自由,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因此,即使面对严重的贫富悬殊,市场自由主义仍然可以声称,为了个人自由,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自由,成了捍卫资本主义的马其诺防线。
我的文章却指出,这道防线并不存在,因为富人和穷人其实享有不一样的自由。资本主义不仅导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也导致巨大的自由的不平等。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否定市场有许多其他优点,但却至少说明,“市场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这一说法,其实是个迷思。迷思一旦被打破,市场自由主义遂不能再轻易以自由之名,一刀切反对国家基于正当理由而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也意味着,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右派要自由,自由左派要平等」的看法,其实颇为误导。两派真正的争论,不在于要不要自由,而在于要什么性质的自由,自由如何公正分配,实现自由需要什么条件,以及谁来满足这些条件等。
廓清这些理论误区后,自由主义就不必无条件地和资本主义捆绑,并对后者导致的社会不公保持沉默或强为之辩。自由主义不是也不应是为现有体制及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意识形态。相反,自由主义立足于自由和平等,有普遍性的道德关怀和对社会公正的坚持,既追求政治上的权利民主宪政,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尊重,也追求经济上的公平分配。我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批评市场自由主义,目的不是要取消市场或主张大国家主义,而是尝试反思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恢复它的批判精神,并论证其在今天中国语境下的道德吸引力。
在这次论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是金钱和自由的关系。但绝大部份批评,似乎均未能准确把握我的论点,包括最近再次长篇回应我的王建勋先生。(见《市场是自由与公正的天然盟友》,《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10月16日。)故我在此再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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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重温一下自由的定义。当一个人能免于外在干预或强制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时,他就是自由的。据此,监狱中的囚犯是不自由的,不论他是否罪有应得;同样地,我们没有自由在明令禁烟的场所吸烟,或收到税单时不缴税,否则会受到法律惩罚。这个定义,有时被称为消极自由,也为市场自由主义者普遍接受。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穷人会否因为缺乏金钱这一事实本身,从而客观上较富人受到更多外在限制,因而享有较少自由?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为方便讨论,让我举一例。设想有两个国家。A国法律规定,所有国民都不可以出国旅行。如果有人强闯边境,会被警察拘捕。也就是说,A国人民没有出国的自由。B国是一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人都可凭护照出国。富人有护照有机票,所以可以不受任何阻挠,顺利通关上到飞机。穷人也很想去旅行却没钱买机票,结果在海关前被警察阻挡。他努力想闯过去,结果被拘捕。警察对穷人说:“根据法律,你必须用钱买一张机票,才能免受武力的强制上到飞机。钱,是你获得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许多人以为,只要富人和穷人都可以申请护照,就已享有相同的自由。实际上是即使你有护照,却没有钱,一样会受到强制而无法出外旅行。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较穷人多了行动的自由。
     以上例子说明,A国和B国对自由的限制,其实都来自法律。要理解金钱和自由的关系,就必须将它放在特定的产权制度下来理解。B国实际上规定,所有私人财产都受法律保护,而在绝大部份情况下,金钱是使用及占有他人财产的必要条件。金钱是市场的交换媒介,并由国家法律赋予其权威。许多人误以为市场是独立于国家的自足体系,其实市场的游戏规则,包括私产和契约制,都是由国家制订并以武力维持。穷人没钱而又想得到他人的物品,就会受到国家干预。
    这就是我再三阐述的基本论证。这一论证如果合理,即表示在一个贫富悬殊且大部份财富集中在小部份人的社会,穷人较富人事实上少了许多自由,而这是某种法律制度下的结果。读者须留意,这是一个内部批评:我是在接受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的前提下,指出财富多寡和自由多寡的内在关联,然后指出富人和穷人享有相同自由的说法并不成立。
但我必须强调,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穷人可以仅仅因为不平等的经济自由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充分的正当理由要求平分富人的财产,更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要否定市场和私产制度。但它意味着,如果市场自由主义真的重视人的自由,同时相信每个人都应享有相同(或相当程度)的自由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么一个贫富悬殊却又反对任何财富再分配的市场制度,就不可能是它要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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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对我的反驳。一个最普遍的批评,是认为穷人根本不应享有强占或抢劫的自由。例如王建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如果流浪汉不试图强占或者抢劫商店里的面包,他的自由丝毫不会丧失。尽管他会挨饿,但这与自由的失去完全是两回事。”王先生在这里其实并没有真的在反驳我。承认穷人因为缺乏金钱而因此缺乏自由这一事实是一回事,因为缺乏金钱而去抢劫他人是不道德的是另一回事。前者并不涵蕴后者,而我一直论证的是前者。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因为担心出现后者的情况,所以才由政府提供各种福利,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
但王先生在这里似乎同时想说,流浪汉只要挨饿而不去强行索取面包,他的自由就不会有丝毫丧失,例如警察不会来干涉你。但王先生岂不是因此同意,如果流浪汉没有钱而又想得到他人的面包,他的自由就会受到警察限制?而钱,岂不正是令得他免受这种限制的必要条件?由此往下想,一个身无分文且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和一个身在监狱的囚犯,是否同样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囚犯拚命挣扎却不得其门而出,当然没有自由。如果没有他人好心施舍,流浪汉同样不可能免于警察限制而得到衣服、食物和居所。在他的四周,私有财产法竖起一堵堵无形的墙,阻碍他得到这些物品。而对于富豪来说,这些墙却可轻易推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先生仍然坚持说富豪和流浪汉享有相同的自由,那着实教人不解。
我相信,王建勋先生真正在谈的,其实是私有财产权,而不是自由。例如他说,私有产权在“保护权利人财产的同时,对他人施加了不得干涉或者侵犯的义务。”正因为他先假定了面包是店主的私有财产,他才会说流浪汉不可以强占或抢劫,因为这样做侵犯了店主的财产权。所以,“任何人都不享有获得某件特定商品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某个商店里的某块面包,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也就是说,王先生是在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的前提下来谈自由。
王先生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旦接受这种思路,他就不能再坚持原来的平等自由论证,因为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财产权在概念上有自由和不自由两面:它保障了有产者自由支配他的财产的同时,必然也在法律上限制了其它人使用这些财产的自由。所以,当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产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垄断后,那些没有能力和机会拥有财产的人,客观而言,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私有财产权在制度上的优先性,有产者和无产者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自由,而这正正解释了贫穷和自由的关系:穷人缺乏钱,所以不能免于法律限制而去使用和占有属于别人的财产,因此缺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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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见得很清楚,王建勋先生实际上是在诉诸私有产权,而不是平等自由来为资本主义辩护。读者看到这里,或会感到有点意外,因为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想象里,在各种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放到最高位置的,正是鼓吹小政府大市场,反对任何社会福利的市场自由派。但我们现在却见到,市场自由主派真正在意的,其实是私有产权,而不是平等自由,而前者不仅不会导致后者,反会在制度上合理化和强化自由的不平等分配。
这不仅是理论分析,更是无数人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残酷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令土地财富生产工具愈来愈集中在大财团和大资本家手上,无数穷人在生存边缘挣扎。他们承受的,不仅是物质的匮乏,同时是自由的缺失。他们生命中许多重要的门,因为贫穷而被一一关上。而我们不要忘记,关上这些门的,不是市场,而是国家,是国家在支持一种私有产权至上并以武力维持的制度。市场自由主义者却告诉我们,对不起,这已经是各种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为我们必须无条件捍卫私有产权。他们遂无法理解席卷全球的“我们都是99%”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人的愤怒和绝望,遂继续活在自己编织的世界,并自我感觉良好。
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问,今天中国的农民、工人、失业者、老弱伤残者,他们在生活中承受的压迫和不公,包括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过低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子女教育困难,医疗保障缺乏,居住环境困窘,日益商品化的社会关系,以及经济自由的不平等,这些都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无关?退一步,即使无关,那么出路是否就是将中国变为更赤裸的市场社会,而不是在完善市场体制的同时,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并以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如果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那么对于无数受压迫的人来说,这样的主义有何道德吸引力?如果自由主义所许诺的,只是个机会不均,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弱无所顾老无所养,人们活得没有安全感没有尊严的社会,那么没有人会愿意成为自由主义者。
最后,市场自由主义者或会问,即使你所说都有道理,难道我们因此要全盘放弃私有财产制?不是。而是我们首先要问,私有产权为何如此重要?王建勋先生说得好,私有产权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既然这样,我们应该问下去:怎样的产权制度,怎样的资源分配,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从而活出独立自由丰盛的人生?这是自由主义的关心所在,而市场资本主义不是它的答案。

注:
1.出国旅行的例子,借用自Adam Swift,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y,2001), pp.57-58.
2.王建勋先生的文章见:http://big5.ifeng.com/gate/big5/blog.sina.com.cn/s/blog_71b361db0101b6sd.html
3.相关讨论见作者微博:http://big5.ifeng.com/gate/big5/weibo.com/pcchow

周保松:貧窮、自由與公正

貧窮、自由與公正


贫穷、自由与公正
周保松
《南风窗》,2012年第19期

我在《南风窗》发表《市场、金钱与自由》(2012年第16期)一文后,在网络上引起相当大回响,好些朋友还特别撰文回应,包括王建勋先生的《市场制度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我在此感谢这些朋友的批评。本文不拟对批评作点对点式回应,而是尝试将市场自由主义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政治哲学脉络,呈现它的思路和困难,并进一步阐明我的立场:市场自由主义不仅无法保障每个人在市场享有平等的自由,同时更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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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将Libertarianism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沿用前文,我将其译为市场自由主义)。顾名思义,它视自由为最高价值,并以此作为证成和评价政治制度的终极标准。它接着认为,最能在最大程度上有效保障每个公民平等自由的制度,是市场资本主义。它有两个重要特点:私有财产制和交易自由。政府不仅不应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更不应以社会公正之名干涉市场,推行任何社会福利及财富分配政策,因为这样做等于劫富济贫,侵犯个人自由。换言之,政府应该维持极低税率,不应推行义务教育,不应设立公立医院,不应提供失业、伤残和退休保障等社会安全网。这些服务都应由私人企业在市场提供,并由供求决定价格。

市场自由主义对国家有天然的戒心,所以主张严格限制其权力,并将一切交给市场,因为只有市场才能充份保障个人自由。它的立场可被概括为“小国家大市场”。但今天的民主国家,真的彻底奉行这种主张的,少之又少。大部份国家都会根据经济发展程度,为公民提供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确保公民基本需要得到保障,并藉此缓和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即使曾被著名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称赞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政府也早已为公民提供广泛的教育、医疗、房屋及社会综合援助等福利。

市场自由主义却认为,由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做社会分配,不理效果如何,道德上都不正当,因为它会侵犯所有人都珍惜的自由。王建勋在他的文章最后便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市场与私产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不论财富多寡或者地位高低,权力与公产才常常戴着有色眼镜——为了一些人的自由而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

这里有几点值得留意。第一,这里的自由,似乎特指市场自由,但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由社会,更重视的往往是言论思想、良心信仰、集会结社这些宪法保证的公民和政治自由。自由是众数,有不同性质和不同意义。例如欧洲许多民主国家高税收高福利,市场自由受到不少限制,却很少人会因此说它们不是自由社会。今天的中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却很少人会因此说它是自由社会。也就是说,市场自由并不涵蕴政治自由,同时也不是自由社会的充份条件。

第二,王先生在这里清楚指出,市场和私产,是平等地保障每个人享有相同的自由。因此不管财富多寡和地位高低,大家的自由是平等的。这正是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出的困惑:一个亿万富豪和一个街头流浪汉,是否享有同样的自由?各位如果不感到困惑,可以试试想象自己有一天成为流浪汉,饥寒交迫,却不能免于店员的阻挠而在面包店取得一块面包,因为你没钱付。然后,亿万富豪可怜你,给你十元,你再次走进面包店,将钱递给店员。很神奇地,店员不再阻止你,你可以自由地取得那块面包。也就是说,这十元,令你获得了拥有那块面包的自由。这是否说明,你和亿万富豪在市场中,享有的自由其实极不一样?富豪的钱,能令他免受法律强制而打开无数本来关上的门,而这些门,你却一道也打不开,因为你身无分文。如果你非要尝试,警察会根据法律来阻止你。

钱,是在法律界定的产权世界中的通行证。更形象一点,私有产权就像在我们活着的世界,设下一道道藩篱,并由国家武力在背后支持。我们努力赚钱,就是希望用钱移走这些藩篱,从别人手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商品。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富豪较流浪汉多许多自由,因为钱是免于外在干预而拥有商品及服务的必要及充份条件。(当然可以有例外。钱可以不是充份条件,例如如果法律规定,只有北京人才可以在北京买房,那么有钱的非北京人也没自由在北京买房。钱也可以不是必要条件,例如别人送一套房给你。但在商品社会,即使考虑这些情况,“金钱可以普遍地增加人的自由”此一命题,依然成立。)

读者须留意,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伯林所说而市场自由主义接受的,免于外在干预而行动的消极自由的概念。而我上面所说,是基于此定义而作的概念分析。这一分析本身并不意味流浪汉可以强取面包店的面包,不意味流浪汉有权利要求富豪分一些钱给他,也不意味政府有正当理由做财富转移。但它意味着:市场中的贫富悬殊,会导致富人与穷人得到有价商品的自由不一样。而在一个几乎所有物品都是私产且有价的社会,富人和穷人并没有平等的自由,而且差别极大,而这却是市场自由主义不愿承认的。因为一旦承认这点,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最美的一道面纱就不那么美了。我们将不仅见到极深极阔的财富的不平等,同时见到极深极阔的自由的不平等。而我们在概念上也须跟着承认:财富的分配同时是自由的分配。这也就意味着:自由至上主义的制度不一定真的做到自由至上。

王先生在文章中质疑:“因为一个人不付钱强行消费当然会受到外力干预了。这种干预怎么就等同于“没有钱就没有自由了”?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不强行消费,谁会干预他的自由?"王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这里将概念分析和价值判断混淆了。王先生其实承认:概念上,不付钱而消费,会受到外力干预。也就是说,钱能令人免受干预。他只是不接受:没钱而又强行消费是合理的,因为这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我谈的是前者,而后者我并不反对──如果该财产权得到合理证成。在某种状态下一个人的行动自由客观地受到限制,和我们在道德上应该如何对待该状态,是两回事。一旦清楚这种区分,王先生许多这方面的批评即可避免。

第三,不接受市场自由主义主张的“大市场",并不等于就要全盘反对市场,更不等于就要接受权力和公产。这种说法很流行却极误导,好像你一批评市场,就会从高坡上一直滑啊滑到底,成为彻底反自由的专制主义者。就我来说,我质疑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即视市场为最高最神圣的价值,无视它有许多优点的同时也有许多弊端,并一刀切地反对国家针对这些弊端作出任何调节和约束的立场。我在上篇文章主张的是:“逐步完善市场制度,使得竞争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时重视社会正义,并通过完善税制和社会福利政策,确保所有公民过上安全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因为“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和美好社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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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市场最大的弊端,是它会导致极大的贫富差距。道理不难理解。市场竞争的逻辑,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平等遂无可避免。有人马上会说,结果不平等没问题,只要起点公平就行。但每个人的起点并不一样。我们的出生地点、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社会阶级等各有不同,这些差异必然导致竞争中的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必然导致结果不平等,这一代的结果不平等又会导致下一代更大的机会不平等,如此循环往复,遂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的调节补救,市场逻辑只会导致愈来愈大的机会不平等。很多人所谈的市场公平竞争,往往流于形式,却没考虑到不同人在一开始进入市场时已处于极不公平的位置。

或许有人说,放任市场容许小部份人富起来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应该,因为只有通过大幅度减税才能鼓励富人投资、储蓄和消费,推动整体经济发展,最后才能令贫困阶层在最大程度上受惠。这是经济学中所谓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这种观点很有市场,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共和党里根总统的放任自由经济政策便常被用来作为范例。滴漏效应是否成立及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经济学有许多争论。但以美国实际情况来看,据统计调查,在1979至2005年间,美国家庭的税后收入,最富有的1%家庭增加了三倍,最高收入的五分一增加了80%,但最低收入的五分一却只增加了6%。也就是说,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阶级流动在减慢,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几近形成赢者通吃之局。

香港的情况不遑多让。这个一直声称奉行积极不干预、主张低税收低福利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2012年的基尼系数已去到四十年来的新高0.537。相较新加坡以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香港贫富差距最为严重。香港的人均国民所得已去到三万多美元,但2010年的贫穷人口却有126万,占总人口18.1%,为历来最高。这种情况并非例外。据乐施会今年一份报告,G20国家自1990年以来虽然录得经济增长,但经济不平等的情况普遍在加剧。而我们不要忘记,G20中不少已是高度发展的福利国家。

许多人以为只要将蛋糕弄大,低下阶层自然受益,实情却非如此。退一步,即使穷人在蛋糕变大的过程中分得微薄好处,我们依然可以问,为什么极小部份人可以拥有社会大部份财富,余下不多的一点点才由大多数人来分?蛋糕变大和蛋糕怎么分,是两回事。而据什么原则分配资源才合理公正,是所有政治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市场自由主义因此有责任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弱肉强食、阶级分化、机会不均、老无所依、残无可靠的市场社会,是正义之邦,并值得我们追求。它需要道德理由,为这样的社会辩护。

贫穷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数字。只要我们用心,我们自会见到,无数在生存边缘挣扎的穷人,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是政治共同体中的平等公民,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梦想并渴望活得安稳活得自由。他们大部份不是好吃懒做,不是自己选择贫穷,而是由于先天能力、后天环境和生命中种种不可控的因素,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成为弱者。市场自由主义者不能说,这是他们应得的,不值得我们同情,因为这些处境很大程度上并非他们的选择所致;也不能说,这是自然生成的秩序,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因为制度是人为的,而事实上大部份国家都不在奉行市场自由主义;他当然更不能说,这些问题只是暂时的,只要市场变得更加放任,国家愈加不理,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往往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并不因此表示,国家理得愈多就愈好)。

市场自由主义既然难以否认贫富悬殊,但又不想国家介入,于是只能诉诸私人慈善。例如王建勋便认为:“即使解决了制度性问题,贫富差距依然会存在,因为人们在禀赋、勤奋程度以及运气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对于这种原因导致的贫富差距,适当的解决办法是指望公民社会和民间慈善,别无他途。”他途当然存在,例如由国家提供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情况就较什么也不做好得多。寄望民间慈善来解决贫富差距,重点不在于它是否可行(至少就我所知,作用很有限。原因不在人们没有善心,而是自愿性的慈善行为很难有普遍性约束力,难以避免“坐顺风车”的问题,同时背后的动机假设和资本主义鼓励的自利精神有极大张力),而在于它将本来属于分配正义的问题变成和正义无关的可做可不做的慈善问题,回避了真正的争论。慈善之举或许值得赞美,但我们的问题是:使得慈善家拥有巨额财富的制度本身是公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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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由主义认为导致这样巨大财富不平等的制度是公正的,主要论证有二。一是权利论证,声称不平等是保障自我拥有权和私人财产权的结果,而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必须容忍不平等。二是自由论证,认为市场保障了我们平等的自由,任何再分配必会牺牲某些人的自由,而自由是最高价值,所以必须容忍经济不平等。

在自由论证下,一个广为人接受的意识形态论述是:左派重视平等,右派重视自由。在这种二分下,许多人继而接受伯林式的价值多元主义命题:价值多元且不可比较,选择自由则必须牺牲平等,反之亦然。于是,即使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压迫剥削和贫富悬殊,即使被批评为只为有钱人服务,市场自由主义依然可为自己辩护:这是捍卫每个人的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市场社会即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朱门中人和路边冻汉的自由,至少是一样的。我挑战的,正是这种似是而实非的观点。

有人或会回应说,即使我的批评成立,我们也不应该为了较平等的自由而进行任何财富分配,因为这一定会侵犯有产者的私有财产权,而权利至高无上。王建勋先生及许多对我的批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这个论证: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做权利许可的事。既然如此,问题遂变成:人拥有什么权利,权利如何推导出放任市场。市场自由主义于是必须先论证所有个体享有某种权利,而这种权利足以凌驾所有其它道德理由,并严格约束国家只能做个功能最小的国家。这是当代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代表的进路。

我之后会写文章批评这种进路。但我同意这可以是一种合理辩护。但问题是一旦承认这点,市场自由主义者便须意识到,他其实放弃了原来的平等自由论证,而变成在为某种特定权利做辩护,而这两者并不一样。原因很简单。正如我在上次的文章指出,私有财产权在概念上有自由和不自由两面:它保障了有产者自由支配他的财产的同时,必然也在法律上限制了其它人使用这些财产的自由。所以,当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产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垄断后,那些没有能力和机会拥有财产的人,客观而言,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也就是说,如果私有财产权的论证成立,它所导致的社会,富人和穷人就不可能享有平等的经济自由。当然,我这里并不否认,法律上穷人也可以有拥有财产的自由,但前提是他要有钱,他才可能免于限制从别人手中买到财产。

4
从以上讨论,我们或许可以见到,自由右派和自由左派真正的争论,不是右派要市场左派要正义,而是两者都谈市场和正义,只是大家对于单靠放任市场能否实现正义有极大争论;也不是右派要自由左派要平等,而是两者都要自由和平等,只是大家对于自由和平等的概念及市场能否实现平等的自由有极大分歧。但不理左右,如果自由主义有一共同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公正社会,而公正社会最重要的条件,是确保平等的公民能够在公平的制度中自由地实现自己的能力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那么市场就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自由主义不必教条式地将自己与放任市场捆绑,并无视它可能带来的压迫异化不自由,而应将市场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对公正社会的想象中来理解它的好处及限制。

落实到具体,自由主义一方面应建设一个廉洁、公平、重视契约精神及保护个人正当财产的市场制度,另一方面应通过法律、税制及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保障劳工及弱势群体利益,维持公平的机会平等,缓和由于不合理因素而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并约束市场逻辑过度入侵其它非经济领域(教育、政治、家庭等),从而确保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有公平互惠的社会合作。而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我们自然有理由追求一个法治、透明、问责的民主政府。我相信,一个更具现实批判性,更能理解及回应当下人民承受的不公和苦难,以及更能指导我们努力方向的自由主义,既应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宪政,也应追求经济上的分配正义。这是原则,不是策略。

(王建勋先生的文章,见:http://big5.ifeng.com/gate/big5/blog.sina.com.cn/s/blog_71b361db01018e69.html)

周保松:市場、金錢與自由

市場、金錢與自由


《南風窗》(2012年第16期)

每年上政治哲学课,讨论到社会正义问题时,我总爱问学生,你们认为一个人多些钱,是不是就多些自由?很多同学会举手,眼里还有不解,好像说,老师,这还用问啊?有钱,我就可以去旅行,就可以毕业后去外国念书,还可以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我再问,既然如此,穷人是不是较有钱人,少了自由?大家称是。于是我再问,香港连续十八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贫富悬殊却极严重,七百万人口中有过百万活在贫穷线之下。既然如此,这些穷人会不会因为没钱,所以相对地活得不自由?学生开始犹豫,眼里开始有另一重疑惑。

1

有疑惑很正常。一个号称全球最自由的城市却有无数人因贫穷而活得不自由,似乎既讽刺又矛盾。按传统基金会的标准,一个经济体的自由度,主要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如果干预越多,就越不自由,例如有较多的税种和较高的税率,社会福利占政府开支比重较大,较多限制市场的法规(例如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等。香港政府一向以“小政府大市场”自居,所以对于这个十八年第一,总是引以为荣,并常以此为由拒绝正视贫穷问题,因为任何干预都会减少自由。

这是根深柢固且广为人接受的观点。在英文,持这种观点的常被称为Libertarianism,有人将它译为放任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我在本文将其意译为市场自由主义,方便讨论。这种观点往往包括以下主张。一,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所有政府对市场及私有财产制的干预,都意味着自由的减少。所以一个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才最自由。二,自由是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要捍卫自由,就必须捍卫市场──即使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和贫穷。三,贫穷虽然不好,但贫穷和自由无关,所以不应为了解决贫穷问题而干预市场,例如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因为这样会牺牲自由。只有在没有政府介入的市场中,穷人和有钱人才可能享有相同的最大程度的自由。

市场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流派,有高远的政治目标,希望每个公民平等的自由受到充分保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主张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将政府功能减到最少,并将资源分配问题交给一个不受政治权力干预且能自然调节的市场体系来处理。这样不仅最有效率,同时最为公正,因为只有市场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个人自由。这种观点,无论是出于政治策略还是道德信念,在今天中国都得到许多人认同,甚至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或称为右派)的核心理念。

我以下将质疑这种观点。我质疑的方式,主要通过概念分析来进行。具体点说,我并不反对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也不反对自由的重要性,但我并不同意它的结论,即市场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好的制度。我将从第三点,即贫穷和自由的关系谈起。

2

先给自由下个定义。一个人是自由的,当他能够免于限制而有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时候。换言之,当一个人在公共空间因某些原因被禁止发言,又或因触犯法律而被关进牢里时,不管这些限制的理由为何以及这些理由是否合理,他都在客观上失去了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形象一点说,我们活着的世界就像有一道道的门,自由的多寡,得看有多少道门为我们打开。

现在观察一下我们的生活。每天起来,我们坐地铁上班,要买票才能入闸;中午去快餐店,要付款才能取得食物;下班去超市购物,要结账才能离开。所有这些你想做的,都需要钱。现在设想有一天你突然变得很穷,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同一样的你,想去坐地铁却没钱买票,会被铁闸挡在外面;肚子饿了想吃霸王餐,饭店会报警拉人;去超市未付钱就想离开,保安员会阻止你。由此可见,没有钱,你就没有自由做你想做的事,因为如果你坚持做,就会受到外力干预。唯一能令你免去干预的,是钱。也就是说,在大部份情况下,金钱是在市场中我们做这些事的必要和充份条件。(不是没有例外。例如去公共图书馆借书或去郊野公园游玩就不用钱,因为是由政府免费提供。但政府一旦将这些服务私有化,付不起费的人同样会失去使用这些服务的自由。)

以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在一个以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为主要制度的社会,绝大部份资源和服务均已由特定个体和公司拥有,这些资源和服务都有一个交易价格,如果有人想从原来的拥有者手中取得这些物品,他就必须用钱购买(除非拥有者自愿捐赠)。如果你没钱却想强取,就会违反法律规定的私有财产权,政府就会惩罚你,并限制你的自由。

我们因此明白,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是事实,而不是比喻。当所有东西均已各有所属,且标明价格并受法律保障时,没有钱,我们会寸步难行,处处受阻。钱,像通行证,令我们在商品世界不受限制去做我们想做的事。许多人常说,为了更多自由所以努力赚钱,说的就是这个平常道理。

这个道理说明,市场自由主义声称有钱人和穷人在市场中享有同样的自由,其实并不真确。有钱人较穷人,其实多许多自由。我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他方面,市场保障了所有人一些重要的自由,例如自由选择职业。我这里也非主张,政府要均贫富。我只是从概念上指出,财富直接影响人的自由。

3

现在回到市场自由主义的首两个主张。这两个主张背后,有一系列关于自由的想象,我将逐一指出其不足。第一个想象,是以为政府和市场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对立,而市场是个没有权力介入,并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自足的自由交易体系。我相信正因为这种想象,许多市场自由主义者才视政府为必要之恶,并努力尽可能令市场绝缘于政治。

但这种想象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市场在国家之中,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份。市场的游戏规则,由国家制订,并由它以强制性法律保证其有效运作。私有财产制,以供求决定商品价格及工资水平,极低税率和极少监管,都是制度的结果。中国的开放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是制度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是国家政治意志的产物,而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谁来保证这些制度?政府。没有政府的法律和武力在背后支持,这种制度就不可能稳定维持。

再者,一如其他经济制度,市场同样以特定方式,界定了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并深深影响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命运。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检视市场的道德正当性。我们不能想当然的假定市场竞争导致的任何结果,都必然公正,因此征税就是劫富济贫。(如果从道德的观点看,未完税前的收入根本就不应全属个人,那何来“劫”?)将市场想象成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的自足领域,是概念混乱。没有价值中立的制度,没有离开国家的市场。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要怎样的干预。

第二个想象,是以为任何限制私有财产的政策,都必然导致自由的减少。这似乎很有道理,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当大家目睹私人土地和房屋经常受到政府无理强征强拆的时候,对此体会更深。但很少人会留意,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其实包含了自由和不自由两面。举例说,当一块土地被法律界定为某个人的私产时,它的确增加了拥有者支配和使用这块土地的自由,但却也同时限制了其他非拥有者的自由。如果这些人要强行占用这些土地,例如在上面耕种,政府便会使用武力阻止。我这里并非反对私有产权,而只是从概念上指出,当财产权保障了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我们不要以为私有财产制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是“不自由的阙如”。

进一步,我们不要简单地以为私有制较公有制,必然更能增加所有人的自由。举例说,市中心有一公园,本属公有财产,许多人喜欢去,政府也不收钱,因此所有市民都有同样使用公园的自由。政府现在将公园卖给某富商,成为其私人产业。富商的自由自然增加了,但市民却从此失去本来有的免费使用公园的自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产权转变导致了自由的增加。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当世界的土地和资源全部变成私产后,那些没有能力拥有资产的人,他们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其实相当有限。

第三个想象,是认为任何的社会再分配,都是对自由的损害。这种想法深入民心,以致许多赞成社会再分配的人也接受这种论述,虽然他们认为为了公平和正义,牺牲一部份自由是值得的。这种想法十分误导。正如前面指出,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自由的多寡,所以财富的分配,同时是自由的分配。当政府通过征税进行财富转移及提供广泛社会福利时,这样虽然限制了纳税者的部份自由,但同时却增加了许多穷人的自由。不少人只看到前者,却见不到后者,因此才认定再分配必然导致自由净值的减少。

一旦了解这点,市场自由主义便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市场竞争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而这差距使得许多穷人享有的自由变得极为有限,那么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就不仅使得社会更公平,同时也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方式来分配自由。也就是说,市场制度不见得能最好地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也不见得必然能令社会总体自由增加。在概念上,财富再分配并不必然等于自由的减少。

4

以上讨论旨在说明,市场和自由的关系,不仅不像市场自由主义所称的那样直接和正面,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问题一旦清楚,我们就可以放下种种简化的意识形态标签,进入实质的讨论:怎样的制度安排,才最能实现平等公民的自由?甚至更具体一点:不同的自由中,那些最为基本?这些自由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如何一方面善用市场优势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避免财富和自由分配的过度不均?

这些都是中国和全球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皆非教条式的市场自由主义可以解决。例如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贫富不均。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不提供任何资源满足公民基本需要,许多穷人和弱势群体就会活在饥饿边缘,机会不平等、阶级矛盾和跨代贫穷将随之而来,有钱有势的人更会利用手上的优势垄断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及社会不公。当情况越来越严重,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大,市场自由主义遂会被广泛嘲笑为只懂得为资本家和有钱人服务的意识形态。近年一波又一波的反全球资本主义浪潮,都将矛头指向市场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其理在此。这种局面实在不幸,因为这样使得本来很进步的自由主义背负恶名,失去道德感召力。

回到中国语境,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不少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对于市场有太多介入,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而出路是走向更彻底的市场化。但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彻底市场化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更合理的做法,也许是逐步完善市场制度,使得竞争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时重视社会正义,并通过完善税制和社会福利政策,确保所有公民过上安全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当然,要走到这一步,我们不仅需要市场改革,更需要政治改革。

市场自由主义有必要意识到,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和美好社会的手段。自由主义如果继续不理代价地将自己和市场捆绑,并以自由之名反对任何社会分配,结果不但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更会令自己失去批判性进步性。中国自由主义要有生命力,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局,让人们见到它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仅是批判政治专制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批判经济和社会不公的重要道德泉源。


(此文深受G.A.Cohen的文章“Freedom and Money”启发, 文章收在他的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66-199.)

作为一个5年的黑莓用户,我最关心BB10的什么

PingWest
from L. Leung
http://www.pingwest.com/what-is-a-five-years-user-really-care/

Blackberry-father-Mike-lazaridis

昨天晚上11点,BlackBerry公司(原Research In Motion公司)发布了让人期待已久的BB10手机Z10和Q10。对于曾经在智能手持设备市场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公司来说,黑莓此次的发布算是比较成功的。至少在现任CEO Thorsten Heins在台上介绍BB10的时候,黑莓原CEO之一和创始人Mike Lazaridis会露出舒心的微笑。

但对于黑莓用户来说,此次发布会并非全是欢呼。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使用黑莓手机五年左右的普通用户,实际上我对BB10的操作系统以及两款手机有着更多的怀疑,怀疑BlackBerry在改头换面了之后,是否它追求效率、商务、专业的精神也随之改变了。

所以我把我对BB10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出来,供大家参考讨论。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文章下留言讨论。

1. 快捷键系统

毫无疑问,对于全键盘的黑莓手机来说,其系统的精华便是其快捷键系统。比如,我在英文界面下,可以直接按"O"键进入"Option"(设置)界面,"T"键是任务、"M"键是信息、"L"是日历、"D"是便签等。而且在信息或浏览器内,空格键是下一条,"T"键是返回顶部、"R"键是直接恢复;而在地图界面,"i"是缩小、"O"是放大……

所以,黑莓的这些快捷键,是非常高效而且方便的。但在Z10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即便是在Q10全键盘机型上,由于系统是为触屏设计的,所以我也不确定全键盘上仍然有很好的快捷键支持。另一方面,BlackBerry Hub等功能都是滑动打开,所以快捷键系统恐怕也很难有很好的体验。对于追求高效的用户来说,这些都是很致命的。

2. 零延迟

虽然黑莓系统开机需要10多分钟(当时一直被人BS),但实际上在黑莓里系统里,打开自带功能都没有任何延迟,比如我按"M"键,则能立即打开信息,而且打开关闭都相当流畅,根本不需要等待。而相对于其他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可能就不一样了,当加载内容多的时候,你甚至会经常看到小菊花。

而新开发的BB10系统,虽然加入了手势操作,同时继承了黑莓多任务的精髓,但实际上我还是很难确定会不会和其他系统一样要等待、等待、等待。

3. 消失的BIS服务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黑莓在中国的BIS和BES服务并不流行。但由于我个人已经使用了BIS服务快两年了,所以我也很关心黑莓的BIS服务。大家可能知道BB10上面,BIS服务已经成为了手机的基本功能,无需再向运营商付费了,但这也就意味着BIS上一些功能可能用不了。比如我绑定邮箱之后,如何进行远程数据管理和数据备份,以及信息管理、安全这方面如何保证。

虽然黑莓使用BlackBerry Balance等功能来尽可能完善用户的个人信息管理,但如果想要原来的服务,有专属服务器和信息传输通道的话,可能也只能用昂贵的BES服务了。换句话说就是,如果911再次发生,切尼如果用的是BIS而不是BES,他还能够很好的处理邮件和信息吗?

4. 任务、提醒、日历功能

在我使用黑莓的过程中,最常用的可能就是信息、邮件、日历提醒和任务了。这些功能的高效也是黑莓系统的一大特色之一。但现在BB10发布之后,黑莓在各种宣传中并没有提到上面的这几个功能,而这正是我担心的,触屏手机的操作,可能很难再继续进行快速的信息输入。即便是全键盘手机,没有五个导航键,信息输入的操作也会非常麻烦。

但我挺欣慰的一件事是:BlackBerry Remember。这个东西让我很兴奋,黑莓似乎为我解决了这个疑问,它可以输入文字、图片、语音或视频等,而且可以同步到Evernote。在解决文字输入方面,黑莓的输入法算是很不错的了,虽然我还不知道中文输入怎么样,但至少信息录入成本已经降低了很多。

5. 大量文字处理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输入法的问题。英文输入法很棒,这从AllThingsD的莫博士、The Verge的评测不难看出。可能需要担心的,就是英文输入法在全触屏场景下长时间使用是否会造成疲劳。而对于中文输入法,虽然现在国内很多人都使用过开发版,但我仍然不确定中文输入法的效果到底怎样。以及,在全键盘机器上,键盘输入如何解决选字、插入和复制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等到手机上市之后再说。中国三大运营商都属于黑莓的合作方,所以二月份黑莓Z10和Q10也会上市。虽然大家都担心售价的问题(加拿大三年合约机需要200美元),但具体国内售价如何,还是由运营商决定,因为黑莓给了运营商很大的权限。

6. 安全性

最后一点,可能很多人并不关心。安全性原来是黑莓的优势,最初黑莓上的app开发困难也多是这个原因。但现在,随着黑莓系统的开放性比以前强了很多,BlackBerry World(原BlackBerry App World)上的应用越来越多,系统的安全性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虽然黑莓有私人和工作两种模式,但这并不能给安全性带来多少的改善。如果安全性有问题,那么黑莓在企业市场上的优势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在发布会过程中,当演示BB10的远程控制的时候,我没有惊呼,反而有点担心。这是不是一个有用的功能我们暂且不说,但如果黑莓手机可以进行远程控制的话,我不知道安全隐患会不会更加严重了?

上面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如果大家有更多地想法,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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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财报指数低于预期,但是股价却暴涨10%,华尔街为何如此偏爱Amazon?

36氪 | 关注互联网创业
from hyd628
http://www.36kr.com/p/201069.html

昨天,Amazon发布了2012年第四季度财报。虽然大部分指数都低于华尔街的预期,净利润同比下降45%,但是Amazon股价却反长10%。华尔街为什么如此偏爱Amazon?

有些人会说Amazon是一个不理智的公司,甚至有些疯狂。和Amazon这样的公司竞争一定很令人苦恼,但是如果你真的认为Amazon的低价战略是不理智的,或者Amazon想变成一个非营利性公司,那么你就严重误读了Amazon。

和人一样,公司也有自己做事情的风格。就像纽约尼克斯队的前教练德安东尼比较习惯打挡拆战术一样,Amazon最习惯的战术是它当年起家时用的低价战。Amazon最开始是靠在网上买书起家的,而它那时候能与Barnes&Noble等大型图书商对立主要是靠低价战。

电商不用在实体店上花钱的优势已经众所周知,但是Amazon当时能把传统书店打垮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是它对于低销量书的处理和现金流。因为图书的特殊性,有很多很多比较偏的书籍年销量是非常少的。Amazon不会提前去进这些低销量书,而是会等顾客在网上买了之后,再从批发商那里去要。虽然顾客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收到,但是这些低销量书在传统实体书店本来也是买不到的,所以Amazon还是赢得了这些顾客。

基本上所有Amazon顾客都是用信用卡付款,所以Amazon在一天内可以拿到钱,但是Amazon一般在90天后才会付批发商和出版商钱。这个神奇的财务戏法叫做负值运营周期。因为这个时间差和Amazon的庞大交易量,Amazon手上永远会有一大笔现金。如果你了解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是怎么赚钱的话,这样的现金流意味着即使Amazon的毛利率是0,它也还是会盈利的。

Amazon在这行里有一个不太好的名声,也就是它是这些互联网巨头里最抠门的。我们都听说过Google员工的免费按摩,Facebook员工的免费米其林星级三餐等等,但是有谁听说Amazon给过员工什么优惠吗?据一位在Amazon实习过的朋友透露,他们的饮料都是要从自动贩卖机里去买。但这恰恰是Amazon基因的一种体现。Amazon的一贯作风是从它业务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当然也体现到了给员工免费东西上面。

我们可以把钱比喻成商界你死我活斗争中的氧气。那么如果你在基因里就比别人成本低,也就是比别人存活需要更少的氧气,那么在竞争激烈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对的,你应该限制供氧,让别人都无法呼吸,而只有你能存活下来。现在知道为什么Amazon不挣钱也要卖东西了吧?

谈Amazon,不得不提一下苹果,因为苹果走的策略和Amazon是正相反的。用经济学术语,苹果的策略是"差异化",也就是产品做得比别人好,价格和利润也比别人高。而Amazon的策略是"低成本生产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低价战。

那为什么苹果上季度财报各方面都不错,股价却暴跌,而Amazon正好相反?苹果营收增长,盈利持平,但是唯有毛利率持续负增长,从43.6%降低到38.6%。毛利率的负增长却恰恰是差异化策略失败的最有力证据,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因为三星、Google等公司,不同品牌智能手机的日渐同化。而Amazon仍然把钱都花在了占领市场份额上,净利减少45%,但它的毛利率从2.7%涨到3.2%。虽然利润还是像刀锋一样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低价战搞垮竞争对手后,利润是不成问题的。一方的基本策略已经显出败象,而另一方的市场独控则刚刚开始,华尔街的反应也是理所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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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Search能成为Facebook的杀手锏么?

月光博客
from 投稿 (guest)
http://www.williamlong.info/archives/3363.html

  最近半年来,Mark Zuckerberg 一直比较烦,无法变现的巨大流量如同烫手的山芋,IPO 时的风光无限变成了华尔街逼宫时的颤颤兢兢。为了活着,Facebook 一口气推出了礼品赠送服务、状态置顶功能(需要支付 7 美元)、基于位置的友邻(Nearby)服务、允许向陌生人发送收费消息(价格高达 100 美元 / 条!)和语音通话功能。就这样,社交网络巨人 Facebook 一步步走向中国二线城市中青年的最爱——QQ 空间了。而这次高调推出的"Graph Search"甚至声称要挑战谷歌,赢得业界阵阵喝彩。经过认真研究 Graph Search 后,我认为这并不是一步好棋。

  按照 Facebook 的描述,基于用户、社交关系和用户创造内容的 Graph Search 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搜索答案。例如,在请杨幂女神吃饭前,你可以上 Facebook 搜索"杨幂喜欢的餐馆",然后 Facebook 就会诉你答案。Facebook 希望用户的每次点击"喜欢(Like)"、每次"签到(Check-in)"都会进入数据库,帮助 Facebook 优化搜索结果。他们认为这种基于人际关系的搜索与 Google 的基于网页的搜索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能提供购物、餐饮和商品建议外,Graph Search 还能帮助砖工求职、助力猎头挖角。例如如果 Mark 希望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就可以直接搜索"在北京'喜欢'过 Facebook 的 Google 雇员"。听上去非常酷,不是吗?确实如此,如果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是个人内心的真实表达的话。

Graph Search能成为Facebook的杀手锏么?

  笔者在《Facebook股价腰斩的背后》曾分析过人们在社交网络制造的是低质且具有误导性的流量。Facebook 的首批用户,当时在哈佛校报的莱斯特写道:" 用户多数时候都是在作秀。"。我们在 Facebook 上大多是一种消遣或者娱乐的状态:刷一刷时间线(Time-line)、看看新动态和上传那些精挑细选过的照片。其实,社交网络上我们展示的形象与真实生活中并不相同。这种实名的社交关系反而让我们每个人都带上了面具。一个"喜欢"过 Prada 的女孩,狠可能默默地淘宝了高仿包;一个在裕达国贸酒店签到过的男孩,则更可能每天一个人吃重庆麻辣烫;一个"喜欢"过湖南毛家腊肉的人也许仅仅在委婉表达他的讽刺,而 Facebook 无法有效鉴别这些情况。同时,"喜欢"过也不代表用户永远推荐。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百度,为了支持"国产",我甚至要求全家都得用百度;而长大之后,我就再也没碰过它了。难道只有用户改变想法后及时通知 Facebook,Graph Search 才能提供靠谱的答案?

  其实 Graph Search 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于用户对隐私政策的担忧。先前推出的"赞助商信息(Sponsored Story)"有没有帮 Facebook 增加营收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差点让 Facebook 陷入一个索赔 2000 万美元的集体诉讼。由于 Facebook 在赞助商信息里利用用户的"喜欢"数据,在用户的时间线里嵌入"个性化"广告,而 ANGEL FRALEY 认为这侵犯了用户隐私权,号召大家进行集体诉讼。笔者当时收到了 ANGEL FRALEY 的号召邮件,也一直关注着后续结果。最新的报道是,Facebook 愿意支付 1000 万美元来解决这个问题。比"赞助商信息"更可怕的是,Graph Search 几乎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喜欢"、"签到"等个人隐私数据。这极大地降低了偷窥别人的门槛,让每个用户都暴露在不怀好意者的目光下。如果猎头能够找到"在北京'喜欢'过 Facebook 的 Google 雇员",你以为自己的老板就搜索不到么?更有甚者,国外有人尝试了搜索"家庭成员在中国的喜欢 00 功人",搜索结果简直就是定点清除的花名册!因此,如果我知道自己的信息可能会被这样滥用,推行 Graph Search 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会隐藏自己在 Facebook 上的所有信息,让这个搜索引擎根本爬不到。甚至我不仅停止在 Facebook 上发布信息,还会在上面人肉别人。

  一直以来,人们都过于夸大 Facebook 的神话。其实,社交网络只是娱乐站点,而搜索引擎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工具。想知道 Facebook 之于 Google 的真实地位吗?看看中国的两位模仿者吧!百度在 2012 年的第三季营收为 9.946 亿美元,盈利 5.336 亿美元,而人人网只有 0.5 亿美元,净亏损 0.15 亿美元。为了写这篇文章,笔者通过 Google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而几乎没用到 Facebook.这次推出 Graphic Search 把信息来源局限于 Facebook 自身,以为凭借用户创造的内容就能与整个互联网抗衡。殊不知,社交网络用户创造的内容本身就质量不高,不能准确反映用户的真实想法,而 Facebook 的巨型曝光灯只能让用户进一步躲到角落的深处。

  作者:Eason,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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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學生富學生 入大學率相差近3倍

主場新聞 House News
from 主場報道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7%AA%AE%E5%AD%B8%E7%94%9F%E5%AF%8C%E5%AD%B8%E7%94%9F-%E5%85%A5%E5%A4%A7%E5%AD%B8%E7%8E%87%E7%9B%B8%E5%B7%AE%E8%BF%913%E5%80%8D/




香港社會越來越不公平,低下階層青年輸在起跑線上。教育學院的研究發現,香港富有及貧窮家庭子女,入讀大學的機率差距由20年前接近均等,惡化至2011年的相差近三倍。
教院表示,差距太大,不能接受,批評政府對貧窮學生支援不足。
增加學額無助公平
教院比較1991及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分析本地貧、富家庭學生入學的情況是否有別。研究報告總結指,數據可顯示增加大學學額,對增加大學教育公平性沒有幫助;副學士的出現並無改善這個情況,而入讀副學士的「貧窮線下」家庭19-20歲青年遠比「收入全港最高10%」家庭的青年多。自置物業與公屋之間、本地與新移民之間,差距也在不斷擴大。
結果顯示,比起20年前,2011年正在就讀學位課程的19-20歲青年增加逾3倍,但「貧窮線下」及「收入全港最高10%」家庭19-20歲青年入讀大學的差距,就由0.2倍躍升至2.7倍:1991年,兩組青年的入讀大學率相若,分別是8.0%及9.3%,但2011年「最高10%」家庭19-20歲青年的入大學率近50%,但「貧窮線下」的青年入大學率只有13.0%。
「租住公屋」及「自置私樓」的差距,也由1991年的1.1,增至2.3倍。新移民及本地19-20歲青年的入大學比例,亦由4.1倍上升至5.8倍。
不是資質問題 是環境問題
而比起91年,2011年就讀學位以外的專上課程(包括回歸後推出的副學士課程)的19-20歲青年,增加近一倍。「貧窮」及「最高10%」青年入讀這類課程的差距,在1991年僅0.4百分點;但到2011年,貧青就讀此類課程的比率,比富青高出近7個百分點。
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譴責政府的觀念錯誤,增加學額絕不能使高等教育更普及。
政府睇呢就係,你做大咗個餅,啲人就會得益,窮人又好有錢人又好就會得益;其實,錯架呢個觀念。我地冇可能相信,一啲基層出身嘅細蚊仔,資質係差過富有兒童,咁點解有個咁大嘅差別?就係嗰個環境問題。
教院的報告建議,政府應撥出更多資源,支援貧窮兒童,例如提供足夠的獎學金及學費減免機會、以及額外資助以基層學生為對象的學校,避免本地貧困兒童「輸在起跑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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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30日 星期三

【992】聯想上季純利增長33.5% 勝預期

【992】聯想上季純利增長33.5% 勝預期

聯想集團(00992)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季度業績,股東應佔溢利2.05億美元,高於市場平均預期的1.84億美元,按年增長33.5%,每股基本盈利1.99美仙;期內收入增11.79%至93.59億美元。

首三財季累計,收入上升17.95%至260.41億美元,純利增25.14%至5.08億美元,每股基本盈利4.94美仙。當中,台式電腦收入升9.17%至81.52億美元,筆記本電腦收入升10.46%至137.86億美元,移動互聯及數字家庭產品(MIDH)收入升116.9%至23.03億美元,其他產品及服務收入升68.45%至18億美元。

季內,集團個人電腦業務收入升7%至79.68億美元,佔全部收入的85%;主要來自中國智能手機銷售的MIDH業務收入上升77%至9.98億美元;其他產品和服務的收入升2%至3.93億美元。毛利上升15%至11.01億美元,毛利率上升0.4個百分點至11.8%。

該集團表示,據行業初步估計,在過去一季,全球個人電腦(PC)市場充滿挑戰,整體市場銷量按年下降8%,但集團銷量增長8%至1410萬部的歷史新高。集團在全球個人電腦廠商中保持首兩位之一,在全球商用筆記本個人電腦及消費台式個人電腦市場保持第一。

展望未來,聯想認為全球個人電腦需求繼續充滿挑戰,但會繼續擴大四屏產品(個人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和智能電視)業務的發展,並進入雲端、服務及其他應用程式業務,以及透過與EMC公司結盟,增強高端個人電腦及服務器業務。集團已宣布新的組織結構,藉Think業務集團推進消費和商用細分及企業解決方案的業務;Lenovo業務集團推進主流的消費和商用台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和MIDH產品的業務。

* 中國智能手機業務首錄盈利

而智能手機方面,行業估計集團銷量按年增長超過兩倍,於中國繼續保持第二,市佔率提高4.7個百分點至12.3%。集團的中國智能手機業務達到關鍵規模,並首次錄得盈利。聯想於數個中國以外新市場推出智能手機,包括印度、印尼、菲律賓、俄羅斯及越南,市場初步反應理想。集團全球的平板電腦銷量按年上升77%,同時保持於中國排名第二。

在中國市場,集團的個人電腦銷量上升2%,而市場整體則下跌2%;智能手機銷量增長兩倍,S720、A288t及A298t均取得理想市場反應,帶動MIDH業務銷售額上升83%,連帶中國業務整體收入上升17%。MIDH業務的盈利能力持續改善,但由於MIDH業務佔比增加,經營利潤率降0.1個百分點至4.7%,中國個人電腦業務的經營利潤率為6.3%,上升0.3個百分點,中國業務經營溢利上升16%至1.93億美元。

2013年1月29日 星期二

王永平: 望「劉夢熊事件」有助落實普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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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混沌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1/blog-post_7964.html




去年特首選舉期間,除了兩位主角唐英年和梁振英外,最鋒芒畢露和最富娛樂性的配角非全國政協、頭號「梁粉」劉夢熊莫屬。劉夢熊曾駕車往被吊臂車包圍的唐家大宅門前派傳單,要求唐英年退選,後來更捲入江湖飯局風波,盡顯經歷過文革洗禮、後游水來港、從無到富的強悍作風。大慨因為劉夢熊敢作敢為,梁振英在選舉後期、勝利在望時,已經與他保持距離。上任後,梁振英沒有委任劉夢熊擔當任何公職。劉夢熊隨即對梁振英作出施政不當、用人不察等諸多批評。

但沒有人想到他最近接受一份周刊訪問時,披露幾項驚人內幕,包括梁振英虛構有專業人士曾檢驗他大宅及證明其無僭建的事實,梁對他兩次背信棄義,和梁指建制派與泛民派是敵我矛盾等。劉夢熊一方面說他不是倒梁,另一方面卻連番叫陣,公然挑戰舊主。身為七百萬人的特首,梁振英在電視訪問節目上對這些嚴重的個人攻擊不敢「講清講楚」,沒有斷然斥責,只說會在適當時候交代。不論指控屬真屬偽,梁振英此舉在中央和港人眼中起碼輸了氣勢。一名舊部從不惜赤膊上陣護駕到公開斥責自己全無誠信,梁振英今後很難令人相信他有能力領導香港這個多元社會,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執行中央指示去團結各界人士。

為了減輕劉批梁事件的殺傷力,有消息人士爆料指劉夢熊被廉署拘補,而挺梁人士紛紛澄清劉指責梁講大話和有關梁敵我矛盾的說法不符事實。我無興趣分析劉夢熊披露的資料是否屬實。我想從較高角度評論這宗爆料事件,包括劉夢熊披露的選舉內幕反映現時特首選舉制度的結構性問題,以及這事件顯示儘快普選特首的重要性。

劉夢熊在訪問中披露他如何協助梁振英登上特首寶座的經過,包括人名、細節。我不排除他的陳述為自己加分,但其內容應該是大致符合事實。部分情節(例如爭取某大傳媒集團支持)顯示劉夢熊的確有勇有謀。

雖然每個港人都相信中央在特首選舉委員會投票前已知道誰人會當選,但官方向來的說法是這一切按《基本法》由選委自主投票決定。上次特首選舉期間,不少傳聞指唐、梁背後各有影響中央決定的內地陣營。現在由劉夢熊提供有名有姓的內情,應該不是中央願意見到的。此外,中央領導跟誰人握手便決定選舉結果,是由江主 席開始時傳播的中央政治潛規則。現在由劉夢熊娓娓道來,以自身經歷一言道破,未免令中央有點尷尬。

按劉夢熊的說法,梁振英最後被中央選中當特首的理由是因為唐英年在處理僭建事上手法笨拙,以及梁振英的民意(其實是民意調查結果)比唐英年相對的高(但仍不夠半數支持)。可惜在劉夢熊眼中(也應該是在多數港人眼中),梁振英上任後未能顯示執政能力。因為梁振英不是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來,大多數人不覺得有責任去支持他領導的政府,再加上梁本身的誠信問題,任何有爭議的政策都不可能令市民願意犧牲個人利益,齊心一意顧全大局。

假如下屆特首依然是小圈子產生,他施政時,同樣會遇到愈來愈多不忿無份投票的絕大多數市民的積極反對或消極對待。

現在的小圈子選舉制度會令被中央接受的候選人採取一切手段爭取中央最終的祝福。既然決定成敗是中央而不是香港市民,打擊對手、令中央對他失去信心,或做一些討中央(或有份決定的領導)歡心的舉動都顯得理所當然。如何打擊對手,港人會大概知悉,因為此舉須達至影響民意調查結果的目的。但候選人與中央之間的交 心,以至中央最終為何作出選梁棄唐的決定,港人卻完全不知情。從劉夢熊的訪問中,我們知悉支持唐英年和梁振英及對中央有影響力的幾個港人熟悉的名字。但我相信,劉夢熊不會知悉或披露全部內情。

在現時制度下,無論最終誰人當選,坊間一定會有不少特首與中央達成某些政治交易的傳聞。這個不透明的中央決定過程導致當選的特首負上只聽命中央,必要時犧牲港人利益的原罪。這亦損害港人對中央維持香港高度自治的信心。

根據劉夢熊的說法,梁振英在選舉前承諾委任他為行政會議成員,後來食言。劉夢熊是選委會成員,假如這個說法屬實,梁振英便可能觸犯選舉條例,有賄選之嫌。不過,雖然到執筆時梁振英沒有公開否認此事,我不相信劉夢熊會往廉署投案。撇開這個疑團,現實是:在只有千多人有權投票的機制下,候選人用盡一切方法去爭 取每一票的誘惑是非常大。而在候選人制定政綱或作出政策承諾時,有資格投票的人士或團體的利益比七百萬市民的利益重要得多,更是符合選舉成效的做法。所以現在有人質疑今次施政報告突然爆出的5億元發展漁業基金是用來酬謝幾十名漁業選委對梁振英的支持。回到劉夢熊事件,假如劉只是七百萬選民中一個投票支持梁振英的人,儘管他積極助選,他會因為梁振英最終沒有酬謝他而感到受辱嗎?

在極小圈子、極大回報的選舉,一定有出現各式各樣不公平,甚至可能違法的私相授受。任何獲選的人,都會因事實或印象被大多數或部分無份投票的市民質疑他當選後的每項決定是用來償還選舉債。當然,一人一票的選舉一樣會有人違法,但普選出來的特首的公信力和認受性跟現在的小圈子特首會有天淵之別。

我相信劉夢熊事件的繼續發展會增強港人追求普選的訴求。我希望這件事會令中央下定決心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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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焯照:樓價再破頂 政府怎麼辦

政經評論
from Commentators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3/01/blog-post_30.html

香港經濟日報 30-1-2013

樓價在上周終於再創新高。根據中原地產每周樓市調查結果顯示,最新二手樓價指數錄得118.38點(見圖),較去年11月上旬的歷史高位116.81點高 出1.57點,反映3個月前政府推出的兩項管理樓市需求措施(「強版」額外印花稅(Special Stamp Duty,簡稱SSD)和買家印花稅(Buyer's Stamp Duty,簡稱BSD))已完全失效了。

辣招一推再推 未解供不應求

自09年第四季至今,政府已不斷出招調控樓市以遏止樓價飈升。無奈政府的主要調控招數只是集中於管理需求期望,未能針對樓市「供不應求」的核心問題。

本月中的特首施政報告,梁振英雖然提出多項增加土地儲備的方法,好讓中長期樓市得以健康發展。然而,短期樓宇供應量卻未能大幅增加,想置業的市民和投資地 產人士均認為這是利好樓市消息,所以紛紛入市。過去兩星期,一手和二手私人住宅成交量明顯上升,看來本地樓市又再次進入一個新升浪了。

上周香港大學民意網站公布的「施政報告跟進調查」結果顯示,有四成四的市民認為施政報告中的房屋政策「效用細」,認為效用是「一半半」的市民佔兩成半,只 有兩成一的市民覺得是「效用大」。市民的評價,正好反映政府在調控樓市時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公眾正懷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在未來幾年內大幅增加私人樓宇供應 量?

控制權旁落 勾地表盡見荒謬

要完全扭轉市民這種想法,政府需要在短期土地供應量方面下重藥。所謂的重藥不外乎是將手上的熟地大量推出市場(flood the market)。其實在勾地表上有多塊大型地皮(熟地)是可以在本月或下個月出售,只要地產發展商肯配合政府勾出這些地皮,兩至三年後市場將會有不少新增 樓宇供應出現(或起碼有樓花出售),而市民對樓價持續大升的期望將會被抑壓。

但有趣的問題是,私人地產發展商會否賣這個「順水人情」給政府,盡快勾出勾地表中的大型地皮,來幫助政府遏止樓價上升呢?筆者的答案是「肯定不會」。因為從在商言商的角度來看,地產商絕對不會「倒自己的米」,以較平的價格賣樓給市民。

勾地表最荒謬之處正正是勾地的控制權是在私人地產發展商的手上,所以他們有能力控制勾地時間和勾地數量,變相是控制了土地供應量和新樓落成量。如果政府要 重奪主導權,必須恢復公開拍賣土地機制,主動推出大型土地拍賣,這做法不但可以增加大量短期土地供應(影響未來幾年的新樓落成量)而且更可向市民展示政府 的堅定意志,誓把本地樓市發展重新納入正軌。

另一個增加短期土地和樓宇供應的方法,是將小量公共停車場和部分被「殺校」的空置校舍改變為住宅用地。由於這涉及改變土地用途,所以要經過諮詢和城規會的批准才可以變成住宅地,但以這種相對「破格」的方法提供土地,卻可以加強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信心。

推非住宅SSD 救救苦撑小商戶

現在香港面對的房地產泡沫同時影響住宅市場和非住宅市場。受去年第四季推出的「強版」SSD和BSD的影響,不少以往投資住宅市場的人士也轉戰非住宅市 場。根據本地傳媒報道,去年12月的非住宅物業註冊較11月上升了近3成。有地產代理更估計,近期入市投資舖位的買家大部分為由投資住宅市場轉為投資舖位 的人士。從近幾個月非住宅售價和租金全面上升的情況來看,本地的中小型企業面對的營運成本急升已令香港的營商環境響起警號。

銅鑼灣經營了42年的著名食店「利苑粥麵專家」因業主加租一倍被迫結業已是一個鐵證。香港非住宅市場的泡沫已大得連屹立42年的著名地道食府也抵受不住,以致不得不結束營業,泡沫化的影響顯然易見!

假若政府不盡快干預非住宅市場,香港的營商環境將會不斷惡化,這肯定會扼殺不少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既然財政預算案將在2月底發表,財爺曾俊華是時候考慮引 入非住宅SSD以冷卻市場的熾熱投資氣氛。如果財爺願意出手,對部分「苦撑」一段時間的小商戶和中小企業絕對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作者長期從事金融與計量經濟研究、曾於中文大學經濟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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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如果有戰爭

Vicsforum - One man's forum
from Vic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3/01/blog-post_351.html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30日

如果日中大戰,為了釣魚台──又名尖閣列島──不要以為香港可以在一旁吃花生,看熱鬧。

戰爭一爆發,如何升級,上帝也無法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因為六個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在薩拉熱窩伏擊來訪的奧匈帝國王儲,擦槍走火而起。

日中因尖釣而開戰,後果可能一樣。當年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由於德國與奧匈有盟約,德國馬上捲入戰爭。俄國與塞爾維亞屬斯拉夫語系種裔,俄國幫塞爾維亞這邊。

法德是世仇,法國也宣戰。德國取道比利時襲法國,破壞了比利時這條中立走廊,英國不可不理,也向德國宣戰。

日中「擦槍走火」,美國如果不幫日本,從此在世界無人可以信託,因此美國必定參戰。

美國一參戰,北約也動起來。那時俄國會怎樣?所以,如果這一仗打不起來,必定是美國暗中壓住。

一旦打起來,就是「全方位」。以導彈襲擊所謂「一國兩制」的香港,比襲擊上海好,兩口導彈先落在大鵬灣,樓市急挫五成,反而是好消息,有綠卡、居英權和加拿大籍的中產紛紛逃亡掟貨,不怕死的九十後,盡可在槍林彈雨裏上車。

屆時一個「梁班子」,跑了一半。機場全是上市公司主席和億萬富豪,上千隻LV皮箱堆在頭等艙的櫃枱旁,帶着菲傭,湊着一堆小孩等Check-in。地勤說:請各位耐心,比你們有錢的,都在前頭,十多架私人飛機正在跑道排隊起飛,你們是下一批。

香港漸入無政府狀態,開始有人搶掠周生生和周大福,梁振英發表緊急電視演說,無人理睬,特首越說「大局受到控制」,越沒人信。你愛國,於是你想打仗嗎?好極了,不要擔心,如此緊張刺激的一天,在你有生之日,定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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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8日 星期一

社交網絡是為了女人而設的

im.caroline :: 痞客邦 PIXNET ::
from (作者不明)
http://imcaroline.pixnet.net/blog/post/1052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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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友人跟我說:「社交網絡是為了女人而設的」,例如Facebook、Instagram等。無他,他的女朋友每天都要例行完成的事包括,在Facebook上載他們的合照,在Instagram上傳自拍照,吃了什麼、到過什麼地方、攬埋一舊等。雖然我沒有他的女朋友的Facebook,但其公開的Instagram也讓我一覽了何謂百分之一百地使用社交網絡。

即係咁,你有沒有看過有男生朋友在Facebook上傳跟女朋友的合照,加上line camera的公仔,再加兩顆愛心,在caption裡面還寫著「Love you forever BB(心)」?無丫嘛,咪係囉。

2012年無意中看到一篇關於Facebook使用情況的文章,指女性用戶明顯較男性多。雖然我也是女人,亦有Facebook帳戶,但甚少更新,皆因一個原因:我憑咩認為人地有興趣知道我而家係點。是咁的,大學內是非傳得很快,現實校園是一個校園,網絡上又是另一個校園,Facebook其實也是大學分部,即代表於Facebook改relationship status,跟在校園中心大叫「我今日終於出pool」,本質上是沒有分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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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5日 星期五

陶傑: 譯名之爭

Just Getting By
from 混沌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1/blog-post_4559.html




戲曲,兩字,音譯為Xiqu,英語世界的人無法發音,莫名其妙,是失敗的名稱。

譬如功夫,叫做Kung Fu,一叫就在西方流行了,因為音節鏗鏘。大陸後來再出口一個花樣,叫Wushu,就不行了。Kung Fu壟斷了語言霸權,因為有李小龍,然後又有大衛卡列甸的劇集。有這樣的Marketing,名字很快上了牛津詞典。

英文是很開放的語言,有許多外來語,因為殖民地一度遍佈天下,Papaya,木瓜,是馬來話,Bangalo,單層樓房,是印度語,但能打得進牛津詞典的,不靠行政手段,要靠市場。

Kung Fu能有市場,「氣功」(Qi Gong)就差點。為什麼不叫Chi Kung?這樣就可以把一個Kung字的意義統一,方便外國人了解。但有人要鬥氣,他偏另搞一套,要你放棄自己,與他一樣。

Xiqu沒有世界市場,因為錯過了時機。中國傳統戲曲,在江南Style的時代,很難向外推銷。中國文化許多深層的事物,因為語言隔閡,與世界無緣。

加上自己的地域爭鬥,中國人自己在製造障礙。明明有了Kung Fu,為何還要僭建一個Wushu?因為大陸的北方人看不起粵語,他們認為,北方的少林方是正宗,幾時輪到李小龍和葉問的詠春代表中國?

但是,Kung Fu是廣為全世界熟知的,有一個現成的詞彙殼,為何不借殼上巿?但北方的中國人器量畢竟小,你說「維珍尼亞」,他一定要「弗吉尼亞」,隱然有「大一統」意識。

這樣一來,中國人做人,自己辛苦,明明簡單的事,他喜歡搞得很複雜,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也吵吵鬧鬧的為輸出文化造成許多不便。建立「軟實力」,不那麼容易的,要有聰明的頭腦,全盤的構思。長期的爭來鬥去,在唐人街裏打轉,像條狗般追咬自己的尾巴,小事都提升到國家民族的政治,難怪戾氣深重。沒有得醫,這是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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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問我點解對CY改觀,要討論可以深入同複雜,我先好簡單講一講:競選初期,CY勝算最低,我欣賞佢唔放棄同有狠勁,中央唔開綠燈都照去,應該乜都夠膽死,香港需要改...

司徒夾帶's Facebook Wall
from 司徒夾帶
http://www.facebook.com/szetosifu/posts/493092644070227

好多人問我點解對CY改觀,要討論可以深入同複雜,我先好簡單講一講:競選初期,CY勝算最低,我欣賞佢唔放棄同有狠勁,中央唔開綠燈都照去,應該乜都夠膽死,香港需要改變,需要打老虎,得佢"似啲樣",所以比較對佢有好感,但講唔上支持,因為我根本冇得投票,而我抽糖糖水係因為佢太水,我只係幫手抽減啲,正如我插亞視,唔代表我支持無線…到左今日,我一廂情願期望乜都夠膽死嘅人,除左敢巧言伶色之外乜都唔敢,有負"狼"之名,內裡嘅狠勁冇左,剩低外面副狠樣…師父我點會唔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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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warns on smartphones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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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imon Mundy in Seo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