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貧窮之惡

周保松：貧窮之惡


贫穷之恶
周保松
刊於《南風窗》(2012年第25期)
   我最近发表的几篇反思市场自由主义的文章，引起颇多争论。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的社会，穷人较富人少许多自由。穷人不仅缺乏物质，同时缺乏自由。这意味着在一个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的社会，人们享有的自由其实并不一样。这个结论引起许多人的担忧，质疑我是否以平等自由之名，主张财富均分。这不是我的主张。迄今为止，我一直强调的，是如果我的分析成立，那么市场自由主义一个广泛被人接受的命题便是错的，即以绝对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经济自由。
但许多人会继续问：即使这样又如何？倘若富人所获财富都是他们所应得的，难道不是很合理吗？政府以自由之名进行财富转移，岂非劫富济贫？这些都是重要之问。我相信，没人会觉得贫穷是件好事，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贫穷，却极为棘手，并将我们带到社会正义的讨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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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自由主义如何面对分配正义问题，将直接影响它的道德生命力。因为自由主义目前在全球最受诟病的，是指它以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之名，无条件拥抱市场，却无视财富被小部份人垄断，大部份人活在贫困当中这一极不公正的事实。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说，中国当下所有的贫穷问题，都是由于未完全市场化所致。而只要有一天彻底市场化了，政府干预减到最少了，问题自然会解决。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已否定了这点。自由主义需要市场，但不必迷信市场，并以为放任资本主义能自动带来自由和公正。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但不必迷信无政府才是乌托邦，因为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才能充分保障我们的自由和权利。
自由主义者也不能说，在现阶段，至少在策略上应该鼓吹市场以对抗专制。等到那一天中国有了宪政民主，我们再来谈社会公正好了。这种阶段论的观点颇流行，却站不住脚。第一，这种想法在道德上要不得。因为这等于在说，我也知道现在的财富分配很不公正，但为了一个更长远更崇高的目标，那些在现有体制下受压迫的老百姓就只能被牺牲了。但为什么他们应该被牺牲？自由主义不是尊重每个人都是目的自身，並有平等的价值和尊严的吗？第二，当老百姓在生活中感受到自己是被市场压迫的一群时，他们会问，如果自由主义许诺的未来，不是一个更安全更公平活得更有尊严的社会，而是一个更纯粹更残酷的市场，那么所谓的宪政民主于我有何意义？我为何要支持自由主义，而不是其他理论？第三，不少人曾以为，只要有了市场，权力自然受到约束，自由民主等好东西自然跟着来。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家都知道这过于一厢情愿。不少人形容今天的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在在说明权力完全可以和资本结合，并以更细密更精致的方式维持既有统治，并带来更大的压迫。中国要走向民主宪政，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和道德资源，而这些力量和资源，许多不仅不能由市场提供，甚至和市场鼓吹的自利主义相冲突。
所以，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策略上，中国自由主义都须重视社会公正，并好好建构出自己的公正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仅要批判专制，也要批判资本，更要批评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不公平；不仅要重视自由，也要重视平等；不仅能好好地体察和理解民众承受的压迫和苦难，也能提供一个值得我们为之共同努力的改革方向。我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同时为我的立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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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即从社会公正的观点看，贫穷意味着什么。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男人张先生：年过半百，工作数十年的工厂倒闭，下岗数年。家里有女儿要上学，有多病的母亲要照顾，积蓄所剩无几，却因年纪不轻且无一技之长，只能做些散工维生，生活极为贫困。这样的人在中国很普遍。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张先生正在受苦。但他受的是什么苦？这些苦，为何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张先生一家饱受物质匮乏之苦。因为贫穷，他们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吃不饱穿不暖居不安，全家遂营养不足，身体虚弱。二，张先生的女儿，虽然很用功，成绩也不错，却因为没钱交学费和各种杂费，被迫辍学。这意味着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已远远落后于其他小朋友，许多能力也没法通过教育而得到发展。三，张先生的母亲，因为没钱求医，身体长期承受极大痛苦。四，张先生自下岗后，愈来愈少社交活动，因为他感到极度自卑。他和世界愈来愈疏离，自尊心愈来愈低，并愈来愈难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一个所谓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张先生时时感受到有形无形的歧视。绝望、妒忌、愤恨、怨艾、懊悔等情绪，开始腐蚀他的生活。
五，张先生也感受到不自由。他终于明白，无钱便寸步难行是什么意思。有人或会说，张先生和其他人其实享有相同的自由，例如政府不会因为他是下岗工人而不容许他送女儿去学校或限制他妈妈入住医院。张先生当然知道，他在这些方面并没受到法律限制。但他同时明白，如果他要送女儿去上学或送妈妈去医院，他必须满足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要有钱。没有钱，这些机构就会诉诸法律来限制他使用这些服务。这才是张先生面对的不自由的来源。作为一个有自由意识的行动主体，张先生见到生命中许多重要的门，因为贫穷而一一关上，他为此感到无力无奈。
以上描述，是许多穷人的真实写照。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汗牛充栋，我的描述或许仍然表面，但已足以说明，张先生一家人，因为贫穷，在肉体、精神及社会生活中，承受许多痛苦。张先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真实的个体。无数这样的个体，就在我们身边，就在贫穷带来的苦难中挣扎。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些痛苦真实存在，同时同意客观而言，痛苦是不好的──无论这些痛苦降临在那些人身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国家有责任努力减少人民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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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看来没有争议的结论，却马上会受到质疑。例如有人会说，张先生之所以穷，是市场竞争导致的结果，没人需要为此负责。政府如果要照顾张先生，例如提供义务教育给他的孩子或医疗津贴给他的妈妈，那其实是在用纳税人的钱，而这并不公平，因为纳税人（在竞争中占优者）没有义务这样做。政府这么做，是在劫富济贫，逾越了其应有的角色。
让我们先弄清楚一个概念。我们不应将张先生一家的遭遇，简单地视为个人的自作自受。我们活在制度之中。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从一出生开始，就已深深受到制度影响。制度总在以不同方式，决定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多少资源、机会和自由。例如如果张先生活在香港，他的境况便会大大不同，他的孩子可以接受十二年义务教育，他的母亲可在公立医院享有几乎免费的医疗，他本人也可以申请社会综合援助。这样的制度或许仍有不足，但张先生一家所受的痛苦，肯定会大大减少。张先生今天的处境，同样是特定分配制度下的结果。如果有人相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做任何事帮助像张先生这样的人，那么他必须提出道德理由来为之辩护，而不能声称市场是个自生自发的经济秩序，因此任何干预都不应该。
有人或会说，市场确是国家制度的一部份，但市场竞争体现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合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国家因此什么也不应做，而只需维持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按此思路，所有弱者被牺牲都是应该的。我相信，所有当代政治理论，包括自由主义，都不会接受这种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有人或会换个方式说，市场出来的结果是合理的，因为它给予每个竞争者其所应得的。但什么是应得呢？例如在高考中，你努力读书并考得高分，我们会说你入到好的大学是你应得的。但如果你考得很差，却靠走后门而进入同一所大学，我们会说这是你不应得的。也就是说，“应得”这个概念意味着你实际上做了一些事情，因而你对这些事情的后果负责，并得到相应的奖罚。很多人或会据此说，张先生之所以穷，完全是懒惰所致，所以是他应得的。但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张先生一生努力工作，结果还是敌不过下岗的命运，那么还可以說他应得现在的境况吗？张先生的女儿一出生就因为家境贫穷而无法像其他家庭的小孩那样健康成长，难道也是她应得的？我这里并不是否认有人真的会因为好吃懒做而穷，但如果将贫穷问题全归咎于懒惰，并由此声称所有穷人承受的苦难都是他们应得的，那绝无道理，且极不公道。
有人或许退一步说，市场竞争并无问题，只要大家在公平的起跑点上便行。好吧，那什么是公平的起跑点呢？张先生的女儿，和富有家庭的小孩，是在相同的起跑点吗？不是。中国农村中那无数的留守儿童，和城市家庭的小朋友，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吗？没有。今天许多中产家长最喜欢的口号，叫“赢在起跑线＂。他们较谁都明白，市场没有机会平等可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在相同（或最少不那么不平等）的起跑线竞争，并只由他们的选择和表现来决定收入高低，我们就不可能寄望市场自己能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靠其他方法，例如由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给每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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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旨在指出，如果自由主义真的重视社会公正，那么它就不可能以为市场导致的一切都是公正的，并因此无视张先生的痛苦。但读者必须留意，我在这里批判某些关于市场的论述，并不表示我要取消市场，更不表示我认同今天政府对市场所做的许多不合理的垄断干预和权力滥用，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与竞争不公。要求完善市场制度，和要求限制市场所导致的不公正，两者并无冲突。市场是社会制度的一部份，而制度的首要德性是正义，所以市场的角色及其界限，都应放在社会正义的框架来思考。
读者至此或会问，那什么是自由主义应有的正义观？这是大问题，以后我会再谈。简单点说，我认为，自由主义的正义理念，是视人为独立理性自主的自由人，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社会合作，以求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发展和实现人的自由，从而过上自主而有尊严的生活。基于此，我们遂有理由说，张先生及其家人所承受的痛苦，是不公正的。